一直以来有关中国如何对待被俘归国人员的猜测满天飞，不外乎是以朝鲜战争后中国残酷迫害被俘归国人员为例，再加上种种猜想，认为1979年之后中国也大规模迫害这些被俘归国人员！好吧，我就把我能找到的真实的有关这些在中越边境战争中被俘的我军官兵生活境况介绍一下，当然不能说的太多，只举几个例子。

　　我的父亲当年是广西军区独立师三团的一名副连长，参加了79年2月27日至3月9日攻打越南棱模地区的战斗，前面两个例子由他提供，后面的则是从一本名叫《中越战俘生活实录》的书中选摘，这本书的作者叫史文银，该书于1991年3月出版，大约出了一万册，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了。

　　我之所以先啰啰嗦嗦的说这些例子的出处是因为我可以对我提供的资料负责，我也想请别的兄弟把这些东东转贴到其它论坛，省的总是有国人在那里妖魔化自已的国家。

　　中越战俘交换从1979年5月21日至6月22日为止，共进行了五次，中方交还越方1636名被俘越南武装人员，越方向中方交还238名被俘武装人员。

　　小资料：越南分别在柑塘，高平，谅山设立了A号，B号，C号共三个看守所。

　　交换仪式很简单，双方红十字会代表按预定程序来到相应地点，在联合国代表多米尼克.保梅尔的监督下，交换“花名册”，并逐人清点，直到“帐”“人”相符各自收工回家。

　　在这238名中国军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7名女兵，她们是114师（又有一个说法是124师）的一个战地救护所里的女兵，1979年2月19日凌晨，该救护所被越军特工队偷袭，一名越南特工伪装成我军伤员，混入救护所，里应外合，当场打死了所有男性军人，将七名女兵掳走，另一名女兵中弹后昏死过去，幸运的逃过一劫（有意思的是这名女兵竟然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母亲，当然这是后话了）。这七名女兵被俘后马上被送到河内单独关押，至于这七名女兵在战俘营中的遭遇没人知道，也不会有人问，但是我的父亲告诉我，他所知道的是：她们是好样的，没给中国军人丢脸，没给中国妇女抹黑！她们是在1979年5月28日第二次交换时回国的。尽管部队对她们的回来非赏常冷淡，但还是对她们作了以下安排，其中有五人被安排去了别的地方，毕竟她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另二名则上了一所不出名的军医学校，在整个过程中，不管是接收单位还是她们要去的地方，她们的这段经历都不为外人所知。所以我不可能提供她们的姓名（其实也无法提供），那怕你们说我在撒谎！

　　胡红兵（音），广东汕头人，他是我父亲所在的广西军区独立师唯一一名被俘人员，当时他和部队在夜间开进途中，失足滚下一个山谷，脑袋撞上了谷底的一块石头整个人当时就昏了过去，部队找了一会，只找到他的军帽和一只鞋子，以为他牺牲了。后来他醒了过来，在追赶部队的途中，让越南人的民兵给俘虏了。刚开始越南人没有把他送到战俘营，只是将他关在一个小兵营内。这个战士不愧是潮州人，谁的帐都不买，让越南兵打个半死，扔进一个粪坑，每天都对着他拉屎撒尿，整整关了他五天！！！他的食物是偶尔有越南兵给他扔进来的木薯，至于他是怎么解决口渴问题的，没人问，也不敢问。交换回来后，对他的处理有两种意见，有的领导认为他的表现不愧为一名战士，应该按正常退伍处理。但也有领导认为，他虽然没有叛国，但毕竟当了俘虏，应该开除军藉。后来这名战士自愿接受开除，回到了家乡！几年后，当中国兴起了第一轮干个体热潮时，身为潮州人，他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我父亲早几年参加老兵聚会时，还能听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在深圳，过的比很多人都滋润。这也许就是命运，他当初恐怕也不会想到他有今天吧。

　　以上就是我父亲所知道的可以肯定的两个真实事例，下面的就是摘自史文银先生的《中越战俘生活实录》。首先声明一点：这些事例作者在书举了好多，而且很详细，只是限于篇幅，只好简摘。另外，作者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写出这些战俘所在部队的真实番号，敬请见谅！

　　周方军，广西陆川人，1976年入伍，广西边防某部的一名战士，在参加朔江战斗中被越军俘虏，关押在谅山的C号看守所，是最后一批被交换回来的战俘，部队按正常退伍处理。当他回到家乡后，家乡人被吓了一跳因为当地都知道他已经“牺牲了”！结果没过多久，乡亲们都知道他当了俘虏，开始嘲笑他，疏远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他承包荒山种果树，成了当地第一个敢这么干的人，捉住了改革开放最早的机会，再后来，日子反正过的比大多数人要好的多，成了当地的一富。有意思吧！

　　尹东海，山东聊城人，广西边防某部的一名班长，在高平战斗中被越军特工队抓了俘虏，后来关在高平的B号看守所，是第四批被交换回来的。当他赶回家乡，发现她的未婚妻已经嫁做人妇。他先是在村里种那几亩责任田，后来出去当了个小包工头，十年又回到了家乡，当史文银先生采访他时，他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包工头了。

　　以上举的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其实绝大多数被俘归国人员只是默默的回到家乡，当上了普通的农民，工人。

　　难道没有被迫害的吗？史文银先生在作品中明确的告诉我们：没有，但是有判刑的。

　　车宗强，云南保山人，云南边防某部的一名战士，在边境对峙期间有一次枪走火，被连长骂了一顿，一气之下主动投了越南，后来干起了专门给中国军队喊话的角色，再后来给越军特工队带路，结果踩了地雷，更可笑的是战士们在他的尸体上发现了他写给家人的一封信，表示越军对他很好，可以给他一笔钱将来接父母亲出国云云。

　　张东林，广西崇左人，因为从小就靠近边境，所以说的一口流利的越南话，营长专们把他带在身边，好方便审训战俘或与越南百姓沟通，但没想到他这小子不地道，既怕死又信了越南人的宣传，找机会投了越南。越军很重视他，不但好吃好喝，还专们给他配了个助手，负责写宣传单和在无线电广播攻心，开始交换战俘后，他要求留下来。结果越南人对叛徒不感兴趣在最后一批交换中把他给交回中国，当他的脚一跨入中国国土，马上就上了手铐，很快就判刑。不太清楚具体刑期。

　　高某，黄家林，两人是广西边队某部三连连长和指导员，在1979年3月15日，该连奉命担任掩护撤退任务，可能是由于地图或是其它什么原因，该连误入越军伏击圈，枪炮一响，两人吓慌了，既没及时向上级求援（当时步话机已经配到连一级），也没有组织部队突围，而是带着通信员落荒而逃，结果导致全连被歼，死伤俘一百多人（包括此二人），后来越军将该连被俘官兵解除武装后集合，让一名女兵在旁看管，找来记者拍下照片，大肆宣传，（这张照片很多兄弟都应该看到过，这可是在网上被传的最多的一张我军战俘的照片）把中国军队的脸都丢尽了，他们的上级指挥员竟然是通过截获越军无线电通信才知道该连被“包了饺子”。后来交换回来后被判了刑，高某不太清楚被判什么刑，黄家林被判了个无期。

　　史文银先生之所以会写这本书，起因竟然是因为看了大鹰所着的《志愿军战俘纪事》一书，志愿军战俘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深深的激怒了他，他是带着一种非常悲愤，狂暴的心情开始他的采访，他原以为会看到另一幕人间悲剧，可是他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命运都把他们推上那个“舞台”，可他们的遭遇，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观念却是那样的不同。或许是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环境改变了这一切。”

　　做为我个人来说，我一直认为，仅以志愿军战俘在文革中的悲惨命运为理由来疯狂的妖魔化自已的国家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时代，既使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满清的“文字狱”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在文革中多少老革命，老红军，说整死就整死，更何况是这些归国战俘！！这根本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有多少中国军人成为列强的战俘，他们当中又有谁因为是战俘而被迫害的？？中国的历史上几乎从来就没有过对战俘进行迫害的传统，除了文革。

　　我还可以肯定一点，很多人马上就会说这些都是宣传！那更有意思，这么好的宣传资料怎么从来就没看到过？？？我想请问你，你听到过或是看到过有那一个中越边境战争的战俘被迫害被杀害的？？啊，这238名中国战俘来自全国各个地方，就算是谣言怎么从来都没听到过。我比你们更有条件听到这种谣言，我父亲是68年的兵，不但亲身经历了那场战争，而且他一直在广西军区呆到1992年才转业，他也重来都没听到过！

　　很多人说美国人把战俘当成英雄，笑话！从朝鲜战争到越战先后有15000名美军成为战俘，他们当中只有一半的人能领到战争补贴金，而且他们在就业，生活，社会保障中都受到歧视！！美国人绝对不会把俘虏当成英雄！只不过是不迫害罢了。

　　我从家父那里听来个故事，听他说过好几次，据说是家父当年从内参上看的，我觉得这个故事情节上比较玄虚，也许家父记忆有误，不知mo兄可否证明。这个故事与mo兄说的那个有点类似，我怀疑就是同一件事，但我说的这个可能被夸大了，也可能时间长了，家父讲故事时给演义了。（家父的部队当时在兰州军区，没有去过南疆。）

　　79年撤退时，我军一个连担任掩护任务时被越军包围，越军喊话要他们投降，连长指导员就召集全连党员开了个党支部会，商量如何是好。连长指导员提议投降，没人反对，仅仅有个排长不愿意，连长指导员就说“党支部讨论通过了，个别同志不同意见的可以保留意见”，排长还是不愿意，要带人突围，连长指导员就下令把这个排长捆起来，然后带全连投敌了，战后交换战俘，连长指导员被判死刑，其他党员都判了徒刑，就那个排长因为坚持原则，还算优待，被安排提前转业了，和其他被俘人员待遇类似。连里的战士都复员了。这个连被全军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