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正遗

　　肖正遗，1916年出生，江西兴国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开国上将陈奇涵的警卫员，后进红军学校学习，1935年成为敢死队员。红军长征到贵州时负伤掉队，从此与红军失去联系，在当地出家为僧，后化缘归乡。当过铁匠、布贩，至今在乡。

　　兴国是红军之乡。当我们拿着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的兴国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名单向兴国县社联主席胡玉春请教时，这位当地有名的党史专家告诉记者，有一位老红军，虽然没有走完长征，但人生却极传奇，值得一访。

　　汽车驶出兴国县城，胡玉春指着公路两边一座座上大下小、形似一块块巨形鹅卵石的小山说，这些山，就是当年红军长征前阻击敌人的阵地。在这些山上，至今留有红军的机枪工事。10多年前寻访红军遗迹时，曾用两年时间方才觅得上山之路———当年红军战斗时修的路，已被蒿草灌木深埋。

　　公路的左侧，有一个贯山而过的山洞。胡玉春说，林彪当年就在这里指挥战斗。

　　参加了敢死队，因为希望牺牲后战友们能够在墓上插一块有姓名籍贯的牌子，让墓朝着各自家乡的方向，因此大家都在自己手臂上刺上自己的名字。

　　满脸的皱纹如同老树的年轮，手拄拐杖若风中之烛，一袭蓝色的中山装，洗得干净整洁，这就是昔日的红军敢死队员吗？

　　老人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一边用我们听不懂的赣南话吩咐着孙媳妇。一直等到茶沏好，花生糖果摆到桌上后，老人才肯在我们面前坐下来，看我们都不抽烟，老人自己点上一支烟———胡玉春提醒我们注意老人的手臂，果然，上面依稀刺着“肖正遗”三字。

　　“那是冲锋队员的标记！”见我们十分感兴趣，老人解释说，“冲锋队就是敢死队。我当红军的时候，多次报名参加了敢死队，所以手臂上刺了自己的姓名。”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敢死队”！从南昌一路行来，采访了近20个老红军，敢死队员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们客家风俗，很害怕人死了灵魂回不到祖地，希望牺牲后战友们能够在墓上插一块有姓名籍贯的牌子，让墓朝着各自家乡的方向，死后可以魂归故里，因此，大家都在自己手臂上刺上自己的名字。”老人说，这并不是红军的一项规定。因为赣南是客家区域，红军战士多半是客家人，所以，大多数敢死队员都在手臂上刺了自己的姓名，并没有其他象征意义。

　　老人说，自己当时还小，只是看着别人怎么做，学着做。“我用红绳子扎住胳膊的两端，用手掌使劲拍打皮肤，把小臂打红了，那里用针刺上自己的姓名，涂上墨汁。”

　　“那会儿，我们都是自愿报名，为什么，光荣啊！”老人说，因为自己长得身材高大，16岁时就成了敢死队员。肖正遗第一次参加敢死队是1932年4月，攻打宁都县赖村翠微峰一个土围子。土围子类似北方的寨子，是由当地民团或保安部队负责防守的堡垒。

　　“这个土围子很厉害，红军打了3年都没打下来。”肖正遗说，那里地势险要，只有一条小道可以上去。

　　“当时，红军一边挖地道埋‘棺材炮’，一边组织敢死队，等地道里的‘棺材炮’将寨墙一炸开，就冲进寨子与敌人肉搏。”肖正遗说，这支敢死队只要20人，连队的党员和干部都带头报名。“我是共青团员，不报名会让别人认为落后，所以就报了名。”

　　肖正遗身体棒，又上过红军学校，刺杀动作很好，所以顺利入选。

　　“我们20个人，带着枪，背着刀，悄悄地摸了上去。”肖正遗说，那会儿年轻，仗着自己拼刺刀厉害，一点儿都不害怕。

　　敢死队员，牺牲的几率当然很高。肖正遗说，攻打赖村一役，20个人的敢死队，就伤亡十几个人。连长死了，于是排长升连长，班长升排长，他就当了班长。

　　“那会儿战斗多，每一次打围子，都要组织敢死队。”肖正遗说，每一次组织敢死队，自己都会报名参加。几场仗打下来，年仅十五六岁的肖正遗已成了一位老资历的敢死队员，也当上了连长。他曾带着两个排的战士，一次抓到70个俘虏，5个一捆，押回部队。

　　88岁的肖正遗，已记不清当过多少回敢死队员。但是，有一次是他终生难忘的。

　　那是1934年初，在闽西剿“大刀匪”，肖正遗奉命率部攻打一处大刀匪把守的小寨子。“那个寨子比较低，因为来不及用炸药，我就叫人从山上撬起一块巨石向寨子滚去，想等巨石砸倒寨墙时，率敢死队员冲进去。”可惜，巨石并没有将寨墙砸倒，当肖正遗飞身跃起，踏着巨石在寨墙上一露头，一把大刀劈头砍来，他头一偏，大刀砍在了右颅，当场血流如注……

　　记者注意到，肖老的左眼比右眼大，满脸的皱纹，都没有淹没右眼上方那道三寸多长的刀疤。

　　走到贵阳附近约20里的一个叫九章的村子，他上呕下泻，掉队了；救人的农民要留他做“上门女婿”，他拒绝了这户农民的要求，出家当了和尚

　　肖正遗的伤刚好，红军长征就开始了。“我还没来得及出院，医院的人都知道我是敢死队员，中央总卫生部就把我留住了，叫我当警卫连连长。”

　　肖老说，自己这个连长的主要工作，就是训练俘虏兵。“是陈奇涵让我当的连长。”老人说。

　　开国上将陈奇涵是老人的骄傲———他曾一度当过陈奇涵的警卫员。肖正遗告诉记者，陈奇涵也是兴国人，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出身，曾经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是红军中的高级干部。但是，长征前，他受到了宗派主义的打击，一再被降级。

　　“长征时，他要自己背行李，徒步行军。”肖正遗至今对此感到不平。老人不知道的是，要不是因为陈奇涵有一肚子军事技术，尤其擅长架设浮桥，这位令他一生极为敬佩的人都可能会被留在苏区。

　　胡玉春告诉老人，陈奇涵有一个儿子在军事科学院，从他那儿听说了肖老的故事后，曾表示想见肖老一面。“他长得像不像陈奇涵？”肖正遗问胡玉春。“应该挺像的。”胡玉春说。

　　老人低声喃喃地说了几句什么。胡玉春翻译说，老人念叨说，“要是这样的话，见了他，也就等于见了陈奇涵了。”

　　肖正遗和陈奇涵的缘分，在长征的半道上就走到了尽头。后来陈奇涵当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一直在乡下生活的肖正遗老人再也没有见过自己十分敬佩的老首长。

　　走到贵阳附近约20里的一个叫九章的村子，肖正遗上呕下泻，掉队了。

　　“当时。部队正在四渡赤水，没法带我走，民运部长钟梅生就给了我18块银元，把我和另外5个战士一起安置在老百姓家里。”肖正遗回忆说，几天后，当地靖卫团将那5位战士都搜出来杀掉了，自己则因听到风声，藏在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得以幸免。

　　后来，一个姓雷的农民用草药治好了他的病。“他们想让我留下来，但我想去找部队。后来，那家人就让他儿子陪我去追赶红军。”

　　遗憾的是，红军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肖正遗追错了方向，未能追上部队。这家姓雷的农民要留肖正遗做“上门女婿”，但肖正遗说，自己家里还有一位妻子，拒绝了这户农民的要求。

　　“那家人说，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救你，你要还钱给我们。”肖正遗说，此时，手上早已没了分文。“我就去挖煤，用牲畜驮了卖，一点点地还钱。”

　　在挖煤的日子里，肖正遗遇到了另外一位红军失散人员。这位战友提醒他说，挖煤太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在里面了，还不如去附近哪个庙里当和尚，这样国民党也不会搜到。

　　在离贵阳20来里地的一座寺庙里，肖正遗出家当了和尚。

　　当年老人对前来动员自己的袁本凤说，我还没结婚呢。袁本凤二话不说，当天就带着他到乡苏维埃政府领了结婚证

　　在这座寺庙里，他学得很快，受到了一位大和尚的赏识。肖正遗说，这位大和尚曾当过国民党的县长。“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当和尚，我就老实跟他说了我是红军，失散后无处可去。他又问我家里有没有太太，我说有。”

　　家里的妻子，正是肖正遗始终放不下的一块心病。“你当时为什么宁可当和尚，也不当那家人的女婿呢？”记者不解地问。“那姑娘满脸雀斑，又瘦又小，我不想要。”老人解释说，“再说，我家里还有妻子，长得很漂亮。”

　　老人说，自己的妻子名叫袁本凤，是乡苏维埃干部。“可是你参军时只有14岁，就结婚了吗？”记者不解地问。老人点了点头，“那会儿兴扩红，每个乡干部都有任务，要动员多少个人参加红军。袁本凤是乡共青团干部，也有任务。”

　　肖正遗就是在袁本凤的动员下参加红军的。“可是，她怎么会嫁给你的呢？”记者还是不明白。“那会儿，很多女干部为了动员别人参加红军，就嫁给了这些人。”老人这样回答。

　　陪我们一起采访的胡玉春插话说，当时，很多当地人觉得，还没有结婚生子就去当兵，担心牺牲后会没有后代。所以，很多苏维埃政府的女干部，为了扩红都嫁了人。

　　跟老人很熟悉的胡玉春告诉记者，当年，老人也是对前来动员自己的袁本凤说，我还没结婚呢。袁本凤二话不说，当天就带着他到乡苏维埃政府领了结婚证。

　　第二天，刚刚度过了自己新婚之夜的肖正遗就踏上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她比我大。那会儿，只觉得她漂亮，其实还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老人有点不自然地解释说，抖着手又点上了一支烟，“其实，她不嫁我，我也要参加红军。”

　　“那会儿，大家都参加红军，我是儿童团长，肯定也要参加的。”肖正遗说，自己所在的兴国县，是当时的扩红模范，全县23万人,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那会儿，当红军光荣！”

　　令老人一生遗憾的是，自己当时年龄太小，还不知道怎么做“丈夫”。从第二天踏上征途后，自己再也没有见到过袁本凤。但是他一直没有忘了她。

　　那位热心的大和尚问清楚肖正遗的家乡后，替他写了封家信。没想到，乱世里也有奇迹，家里竟然回了信。

　　“大和尚说，我尘缘未尽。他给我画了一幅地图，画出了回家的路线，劝我回家与家人团聚。”肖正遗说，好在，当和尚比当乞丐还方便，他一路上化缘，餐风饮露，历尽艰险，历三年时间才回到故乡。

　　“那时，红军长征早就结束了。”提到自己这一寻找故乡的“长征”，老人感慨得很。回家后，肖正遗才知道，自己思念不已的妻子早已牺牲了。“我当红军以后，她也参加了红军，分配到红军总医院的洗衣队，长征前，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了。”

　　袁本凤，这位与老人只有一夜夫妻之缘的妻子，留给肖正遗的是一张烈士证书———记者注意到，那张烈士证书，被老人用相框装了起来，放在客厅的正中。与他和现在妻子的寿联、牌位放在一起。

　　胡玉春说，落实身份时，老人本可以要待遇较高的“红失”(即红军失散人员)，但他却宁可选择了“烈士夫”。现在，老人的定补证上写的，还是“烈士夫”。

　　我们在肖正遗的家中，没有见到他的第四位妻子。老人说，她在村口的药店里坐诊。“你们上来时看得到。”老人说，他的妻子名叫杨传生，是一位中医，经历也颇为坎坷。现在，老人已将自己的布店交给了孙子，在家安享晚年。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附近那座寺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