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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模，作为工人的典型力量，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曾经豪迈地唱着“咱们工人有力量”，诚心向劳模致敬和学习。

　　本刊基于非常朴素的想法，还原了几个不同时期劳模代表的形象，并希望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社会变迁的大致脉络。

　　我们依然坚守劳工神圣的观念，虽然今天人们对劳工的定义多有不同。我们依然认为劳动光荣，因为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更需要那份朴实，那份感动。

　　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来说，劳模是执政党给普通群众树立的榜样，部分功能用来指引各个时代“劳动者的热情向何处去”

　　时代投影下的典型工人

　　说劳模，先得从五一节说起。

　　在中国，现在的五一劳动节，成了黄金旅游周。今年是1999年以来的第8个五一黄金周。是时，中国的山河湖海以及大城名镇上到处都挤满了人。这个劳动人民的节日被过得如火如荼。

　　120年前的这一天，美国芝加哥的工人正在流血和呐喊——争取8小时工作制。为纪念这一事件，1889年7月，马克思主义者主持的第二国际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由此可见，劳动节一开始是基于对人的身体权利的主张——人不能无休止地被资本势力所驱使——中国自从传入了马克思主义，就有人在争取这种主张的实现。1918年，有知识分子在上海、苏州等工人较多的地方散发介绍“五一”的传单。1920年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工人群众举行了集体游行。那时候，有人意识到，工人是一种新的社会变革的力量。

　　8小时工作制，看上去是一种身体自由的主张，而一旦被上纲到意识形态，形成权利的自觉，就具有了革命性指向。很早前，中国孔子的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成了统治阶层内部心照不宣的葵花宝典，事实上，如果普罗大众除了要吃要喝还要把吃和喝的身体的权利进一步制度化时，统治阶层就岌岌可危。

　　而在上世纪前半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点燃劳动大众的反抗意识，给他们展示的前景是：人不再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美好的蓝图下，日渐聚集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和传统的手工业制作者，以及农民。

　　由此，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联姻，掀起了巨大的身份认知和权利主张的革命风波。工人始终被推到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被认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是先锋队，正是以他们为主体的共产党一手缔造了新的中国。

　　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成立2个月后，很快就将“五一”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工人阶级的地位，除党章里有了规定外，也以节日的形式宣示天下。劳模就是这个时候随之出现的。每隔5年的“5·1”，以国家的名义推选出的各条战线上的劳模，受到大张旗鼓的表彰。

　　劳模从字面上看，是劳动者的模范和榜样。劳动者在最初可以理解为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无产阶级群体，是可以当这个国家的家，作这个国家的主的。

　　随着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劳动者的身份内涵和社会分布在50多年来发生了几次变化。每次变化中无一例外地都有劳动模范脱颖而出。劳动模范，成了最具时代气质的公共人物。50年代产生了“铁人”王进喜和掏粪工人时传祥；60年代“农业学大寨”中的“铁姑娘”郭凤莲；80年代的劳模代表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修脚女工于素梅；90年代的劳动模范代表为北京公交售票员李素丽和搬掉废钢渣山的太钢工人李双良以及徐虎。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主人翁精神”。

　　五六十年代，在举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劳模是与劳动竞赛和计划生产联系在一起的，超额或提前完成“计划指标”的劳动者被大力宣传，拼命苦干的“老黄牛”成为典型形象。绝大多数劳模都是奋斗在一线的职工。他们都在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听党的话，完全服从组织安排，到哪个岗位都要散发光和热。

　　资料表明，1959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模会议，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汇聚北京——又称“群英会”。其中包括“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

　　而1960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文教群英会”上，“代表们来自全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新闻等领域。劳模的评选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文革十年中，革委会主持大局，停止评选劳模。与此同时，许多劳模被当作“假劳模”和“工贼”揪斗出来，打翻在地。

　　1979年，中央政府明确对“劳模”和“先进”做了理论概括——必须是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能体现社会发展的方向。此前，“老黄牛”式的劳模，以一线工人为主，特别是产业工人，文化程度都偏低，年龄都偏大。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全社会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时代，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劳动者豪情万丈地投入到生产学习中去。知识分子被邓小平着重强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劳模里于是出现了很多勤学苦研的人。比如，为研制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而英年早逝的蒋筑英；被誉为“中国式保尔”的航天专家罗健夫等。

　　1989年的全国第八次劳模会议前，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召开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的通知》，对劳模的评选标准做了规范，标准中对经济建设和科教卫体等领域做出贡献的人，有相当幅度的倾斜。这个标准被沿用至今。

　　从90年代中叶开始，评选劳模又体现出了这一时代的特色，有些地方采取遮遮掩掩的方式去评，农村出来的民营企业家，就以农民的身份参评，在企业的，就以工程技术人员的身份参评。比如，广东就比较早地开始评选民营企业家、私营业主当劳模。

　　从一种激励机制来说，劳模是执政党给普通群众树立的榜样。部分功能用来指引各个时代“劳动者的热情向何处去”。

　　大多数劳模是亿万劳动者中的一员。时代选择了他们，把他们从茫茫人海中推选出来，被媒体塑造激活用以激励其他劳动者。他们成为我们社会几十年来的公共精神资源。他们与集体主义俱来的无我的人格力量，让那些最苛刻的人们也不好意思指责他们。比如80年代的劳模、修脚女工于素梅，在一家浴池工作，虽身患多种疾病，数十年为工人、五保户、军烈属等上门服务。她手提包里总放着一套修脚工具，无论是外出开会、作报告，走到哪里都为人修脚——类似这样的劳模很多，而对这样的人，谁好意思评头论足呢。

　　但自从2005年第13次全国劳模评选后，社会上对一些劳模的当选颇有微词。因为，太多的企业领导以及体育明星们都被当作劳动模范加以宣示。作为一种巨大的荣誉，劳模身份在市场化的今天，无疑能被转化为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工具。劳模评选，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激励和引导机制，在经济体制多元、价值观念多元的今天，面临挑战。

　　事实上，顺着劳模的推选大体可以看出，从建国前的产业工人，到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主流力量，到后来知识分子的划入定性，再到后来，社会各界的名流大腕纷纷进入劳模范畴，50多年来中国一线劳动者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内涵发展。工人阶级内部，实际上出现了时代的分层。历史意义上的工人阶层似乎不合时宜——当年作为革命先锋队的产业工人，在建国初期，也曾作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部分人在创造社会财富和对社会贡献方面已经远远地落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后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的价值应该以货币的价值尺度来体现。

　　90年代以来，产业工人的一些工作逐渐被先进的机器设备所取代，每年有成百万职工下岗后找不到可供生活的工作。此间，虽然国家对劳模有一定的补偿机制，但社会上曾出现了老劳模下岗后因手艺过时找不到工作而卖勋章的事情。由于不能理解，也出现了老劳模在道德上瞧不起新劳模的现象。

　　上世纪上半叶，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为了唤醒产业工人的反抗意识，做了很多启蒙性的工作。据史记载，1921年“五一”前夕，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邓中夏等人创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里，工人们唱起了自己新编的《五一纪念歌》。其歌词是：“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净，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红旗飞舞，走光明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贫富贵贱，责任唯互助，愿大家努力齐进取。”

　　应该说，这首铿锵有力的歌，时隔85年后在今天的五一节，仍然有它的时代意义。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李径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