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纪念“东京审判”60周年之时，当年授命于危难之际的梅汝璈、向哲浚、倪征等中国法律专家们的奋战事迹尤为令人钦佩，他们拼死捍卫了人类的正义、和平的珍贵和法律的尊严。

　　金熙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60年前的5月3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日本战犯的首日。抚今追昔，那场“东京审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值得追忆和纪念。

　　早在二战犹酣之时，反法西斯盟国便多次宣告战后将严惩法西斯战犯。1945年7月26日的中美英《波茨坦公告》（后来前苏联加入）明确指出：对日本战犯“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

　　在盟国授权下，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对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的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其后，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人威勃为首席法官，美国人季楠为首席检察官，中、苏、美、英等11国各1名代表为法官、各1名代表为检察官。

　　1945年9月11日至12月6日，119名日本战犯相继被捕。1946年4月29日，法庭对东条英机等第一批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其中大川周明等3人因在审判期间发疯或病死而免受追究。

　　1946年5月3日，法庭正式开庭。这场“东京审判”持续两年零七个月，共开庭818次。1948年11月12日，法庭对25名被告作出如下判决：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有期徒刑7年。

　　“东京审判”是对日本战争罪犯的正义审判。“东京审判”和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开了由国际法庭追究战争责任、惩治战争罪犯的先河，推动了国际法的发展。

　　“东京审判”又是一场虎头蛇尾的审判。这种局限是由主导审判的美国一手造成的。

　　其一，美国从“借助天皇治理日本”的占领政策出发，包庇了日本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裕仁天皇，未能在最佳时机、以最强压力推动日本在国家意志、法律层面和意识形态上与侵略历史彻底决裂。

　　其二，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取舍了惩治对象，使日本细菌战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等一批恶贯满盈的罪犯逍遥法外，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沉渣泛起留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三，美国出于其远东战略的需要，把原定下一批起诉的42名甲级战犯全部释放，并提前释放了已被判刑的甲级战犯。这些被“放虎归山”的罪犯重归政界，其中如重光葵成为外相，贺屋兴宣成为法相，岸信介竟成为首相，使侵略战争骨干势力执掌了战后政权。

　　“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为日本历史翻案运动的抬头埋下了祸根。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掀起了否定“东京审判”、为甲级战犯翻案的一股股浊浪，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推动首相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日本右翼势力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首先，“东京审判”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合法性和权威性，其中确立的诸原则已成为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其次，根据战后国际法的规定，战犯不适用“法定时效”，时间多久也不能免除其法律责任。

　　日本右翼势力的手法是粗糙的。“掩耳盗铃”、“指鹿为马”，分明是为甲级战犯扬幡招魂，偏要说对国际社会的批判“难以理解”，其意在于强行实现参拜制度化，为摆脱“历史污点”、走向“政治大国”铺平道路。

　　日本的历史翻案运动是危险的。战后日本重归国际社会的前提就在于接受了“东京审判”。小泉首相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其阁僚一再发表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论，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警惕。

　　值此纪念“东京审判”60周年之时，当年授命于危难之际的梅汝璈、向哲浚、倪征等中国法律专家们的奋战事迹尤为令人钦佩，他们拼死捍卫了人类的正义、和平的珍贵和法律的尊严。欣闻国内影坛即将推出新片《东京审判》，忠实地再现那场法庭上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以强烈的视觉效果展示中国法律斗士们的丰采，这无疑是6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大亮点。（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