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黔在线讯　在贵州是条“虫”,出贵州是条“龙”。这两句顺口溜,道出了一种怪现象:在贵州很普通的人,出省做成事业即“成龙”的却很多或者说概率很高。这是为什么?

　　笔者曾经与多位从贵州出走到发达省区工作的同志倾谈,说起出走的原因,他们一致的看法是,贵州颇有许多令人伤心和失望之处。在那些最需要科学精神和专业知识的业务部门,一心钻研业务,专业技术拔尖过硬的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不会钻营也没有时间钻营),反而处处受制于人,无法施展才干,更得不到政策、体制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支持。那些善于人际关系、业务平平甚至平庸者,却占尽先机。当然,真是天才、大才可能谁也挡不住,但即便是天才、大才,也是从小才、中才成长而来的,对于尚未长成大才、天才又有所追求的普通人,为了不被这种环境摧折,只好趁早离开。表面上看,没有谁赶你走,也没有谁有意压制你,但在这样一种关系至上的“熟人社会”里,你不隔三差五与人喝酒搓麻,称兄道弟,说一些庸俗肉麻互相吹捧的“知心”话,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自绝于大多数人、自绝于当下环境的另类。这样的另类即便侥幸留下,也只有两种命运,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被这种绵软得让你没法反抗的环境麻木同化,并逐渐被人遗忘。因此有人曾愤激地说,庸俗比腐败更可怕。

　　笔者也曾经采访过从北京或外省来贵州挂职或任职的干部,他们共同的体会是,在贵州做事心太累,政府管制太多(这在不发达省区带有共性),办事手续繁琐,效率低下,运营成本和制度成本都极高。许多事情明明是国家法律允许的或不禁止的,办起来就是困难重重。有同志在比较了贵州与东部省区的若干政策后认为,文字上看不出太大的差距,甚至有的具体条款更优惠,问题出在实际操作上,管卡太多,刁难推诿,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不执行。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获利途径审批化、审批方式复杂化在贵州这样的欠发达省份,表现得更加突出。

　　报载,《应届毕业生搞个体经营减免收费————省里文件出台两月执行受阻》(2003年10月9日《贵州商报》)。按照省里鼓励大学毕业生自谋职业的有关规定,本可减免工商、卫生、公安等部门的部分收费共计19项。但文件推出后两月,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的大学生却被公安、卫生等部门告知未收到文件,不予减免,再三交涉,甚至出示载有文件内容的报纸,对方仍以未收到文件为由拒绝减免。万般无奈,为了早日开业,创业者只好照旧交费。

　　这还不是最糟的,至少交完费让你及时拿到了需要的证照。最糟糕的是,没法知道该办的事何时能办成。许多事在办理过程中,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既不明确地答复可办,又不明确地否定不能办(虽然大多数是可以办应该办的事),漫长的等待中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性。每一道手续即便是按照惯例只需有关部门登记、注册或备案的,都可能成为办事人的“鬼门关”。公开的索贿、勒索之外,一不高兴,就可能找个由头给你否了,或者横生枝节,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直至把服务对象折腾得筋疲力尽,以充分显示他的权威性和重要性,本来是他应该办的事,却要让你感恩戴德。对于那些惜时如金、看重机遇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是最让他们害怕的。他们宁愿支付稍高的资金成本去满足寻租人的勒索,但却支付不起办事周期拖长的时间成本,因为后者在付出了财力、人力和时间即机会成本之后,却不知道事情能否办成,或什么时候可以办成。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这种拖沓延宕被形象地称为“关门打狗”。曾任省长的吴亦侠同志曾大发脾气,说一省之长,对此也无能为力。这就难怪普通的投资人和老百姓是何等的无助又无奈。

　　虽然“精简、效能”,“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政府机关施政的基本原则和目标,那些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规、政策已经清理废止不少,但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却并不明显。为什么呢?很简单,改革的政策制定和政策贯彻并不是一回事。当改革涉及政府机关和权力部门自我削权、自我限权的时候,它是没有动力的(反而有阻力),唯有外部的压力可以推动它。但在现行体制下,由于政务公开和监督手段的不完善甚至缺失,老百姓或其他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纳税人,一般情况下很难推动和监督这些部门。他们的被怠慢、被刁难,很难影响对这些部门及其领导人的评价,更难构成对那些渎职弄权人饭碗的威慑,即便是那些在公开场合抱怨投资环境及衙门作风的企业家们,真要让他们写出刁难、索贿者的单位与姓名,他们立即就会三缄其口,拒绝合作。因为凭他们以往的经验,和盘托出痛快是痛快了,结果无非是当事人挨几句批评完事,最严重亦不过内部调换一个岗位,工资照拿、科长处长照当,更不必担心为此丢掉公职。违纪违规的成本如此之低,难怪有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公然以此为荣、为傲(贵阳话称“玩得转”)。而对于敢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举报人,到头来却发现维权的成本高得令人咋舌,举报不仅没能有效阻止和减少这种行为,相反自己却面临更狡猾、更阴狠的刁难和勒索,让人有苦说不出,欲告无门。这就难怪人们虽然不断碰上类似的窝心事,抱怨过后却不肯轻易投诉或打官司,宁愿花钱买平安,息事宁人。

　　2004年3月22日《贵州都市报》报道,一客商在兴义车管所办理相关手续被一再刁难后愤而投书州长,州长雷霆震怒,痛斥车管所的老大作风,批示严肃处理。该州交警大队随即表态,要对包括车管所在内的全州交警队伍进行一次大整顿。

　　我们当然为这个客商庆幸,因为他的投诉信,州长不仅看到了,并有明确批示。我们也相信交警大队领导大整顿的诚意。但不刁难客商、及时尽职的服务不是交警起码的职业要求吗?这种要求必须靠州长的雷霆震怒和批示才能做到,这难道正常吗?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只怕领导(领导才有决定他们升迁去留的权力),不怕老百姓的问题,大整改就可能见效于一时,并不能保证给普通的老百姓带来如那位客商这样的幸运。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位客商的维权是一个特殊又特别的个案,老百姓没法学。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那些本该为老百姓服务的部门,尤其是有一定权力的部门,比如掌管公共权力应当提供公共服务的某些职能部门,其把公共权力当作寻租筹码已不是什么秘密。很少听说谁为此丢掉了饭碗,除非严重违法又恰好被逮住。至于认为“我有权、我就是管你的、我就是老大”等特权思想,更是常见之事。2004年3月25日《贵州都市报》载,遵义市公安局直属交警大队民警在对两辆违停的运管执法车施行锁车,而运管执法人员却砸坏锁车器,交警现场阻止,双方互不相让,交警要强行将违章车拖走,20多名运管人员却“大义凛然”组成人墙围住自己的车绝不妥协,双方斗法,街头僵持两小时,引来围观者无数。这个例子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些部门的特权思想是何等的张扬。

　　与这种张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应该为百姓提供的服务,却总是被动得千呼万唤都难出来。即便出来了,如省内很多城市都开有市长热线或消费者投诉热线,本意为老百姓提供又一条服务和帮助渠道,也体现政府亲民、以民为本的宗旨。但这些渠道畅通与否、效率如何却少有人过问,老百姓要通过它解决问题也并不容易。问题的实质仍在于对公职人员的考核机制和考核指标体系是否科学和有效。设身处地想一想,热线接话人每天接话的多少,办理的绩效如何与他的切身利益有什么关系?能影响他的工资、奖金、晋升甚至饭碗吗?如果不能,仅靠公职人员的觉悟和个人操守,则老百姓亟需的公共产品服务的优劣就始终只能靠碰运气。

　　当然,也不是什么人办事都这么难。如果你有关系,许多不能办的事却可以一路绿灯,很快办好。对此,从贵州走出去的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资源环境室主任石培华博士看得很清楚,曾在《当代贵州》撰文批评这种“重情轻规”的现象,说在贵州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人情大,公事要当私事办,私事当公事办,这种文化氛围导致了很高的社会交际成本,也导致了做事中的人情风险成本”。“在贵州做事情的效率比较低,比较累,交际成本过高”。降低这种人际交往的社会成本,走出低效社会的怪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贵州亟需实施的一项重大现代化人文工程。

　　应该说,政府管制太多,寻租的机会就多,管理者的特权思想就有根基;市场发育不完善,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就不会轻易退出;能力本位的观念就不容易建立起来。这是出现上述种种弊端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此因并非贵州独有,但为什么在贵州表现得如此极端呢?

　　笔者认为,这与贵州特殊的历史、人文及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由于山川的阻隔,地理上的僻远和封闭,贵州开发较晚,尤其是城市的形成比周边几大城市晚了上千年(相邻的长沙、昆明、成都的建城史都在2000年以上)。据刘学洙先生的研究,贵州省会城市贵阳仅有700余年历史。而且,贵阳建城与贵州建省均出于中央王朝扼守和巩固西南边地的军事和政治需要,并非经济发展所致,城市发展的经济动力严重不足,其发展进程自然缓慢。即便到了1949年,贵阳整个城区不过6．8平方公里人口不过20余万。国内生产总值仅5444万元,其中第二产业492万元,第三产业947万元。与其说是一个城市,不如说是一个稍稍放大的村子。贵阳城市的建设和人口的扩张,主要是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才有进步。省内其余的城市都是如此。人们知道,城市越大、人口越多、历史越悠久,其客观上必然造成商业、服务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又必然带来文化的交流和创新。东部沿海的城市,不光历史悠久,商业早有一定规模,由于殖民者的强行开埠,市场经济逐渐成形,更是加速了乡土社会的解体以及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的消失。虽然1949年后都实行了同样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这些地区的文化传统里,商业精神和商业规则,包括产权意识、服务意识(或叫雇员意识)、规则意识、等价交换的意识、竞争意识等,已经成为深入骨髓与生命同在的一种文化遗存(或曰集体潜意识),只要环境允许,就会发扬光大。而在贵州,这样的资源显得十分匮乏。1949年以前,贵州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讲究人际关系,崇尚人熟好办事,天生地排斥竞争;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发育不足,没有有效地消解这些传统观念,反而强化了官僚体制下的管理意识、“主人翁”意识、特权意识,现代政府必须的服务意识和法制观念却始终稀缺。

　　当然,不是说别的省市的政府部门在服务意识、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等方面就不存在上述问题。如上所述,由于历史上开发较早,商业发达,加上开埠早,发达省市一般民众都有较深厚的商业传统和商业精神。这种传统最突出地表现为有较强的职业取向和雇员意识,这种职业取向和雇员意识的浸染,使得无论政府公职人员还是一般民众,对自己分内应该办的事,潜意识里都明白是应该办好的(不会过分地刁难敲诈,即便伸手也得先把该办的事情先办好),否则会有麻烦甚至丢饭碗(这是典型的雇员意识)。它恰恰反映了商业精神中精于算计,却不乏理性的特点。而在一个商业传统稀缺的省份,更多的是农业社会的小农意识和计划管制养成的官僚习气和特权思想。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里,办事随意(人不熟该办的事也难办,人熟了不该办的事也都可能办),眼光短浅,颐指气使,“我有权我怕谁”,无所顾忌,无视规则,不讲理性就是意料中的事。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达国家纷纷进行旨在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行政改革。这也说明,即便在现代化已经完成的国家,政府机构的官僚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低效率也仍然是需要正视的。在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亦是无法回避的问题。2003年,浙江温州因为一份揭露政府机关效能低下严重影响产业发展的专题调研报告,而公开向衙门作风宣战,全市共处理处分了575名工作人员,其中降职降级、撤职或辞退58人,浙江省委、省政府推而广之,在全省掀起了一场政府机关效能革命的风暴,正式把效能建设确立为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大举措。海南省省长卫留成更是推崇欧美专著《改革政府》,并在政府报告中首倡政府执行文化,强化执行意识,改进执行方式,加大执行力度。旨在将企业管理理念与政务改革相结合,加强各级政府的决策与执行能力,建设务实清廉的人民政府。对于欠发达的贵州,这方面的改革无疑更迫切,也更艰巨,也需要来一场再造政府办事流程的效能革命风暴。

　　贵州经济的落后,以契约和诚信为基础的现代意识缺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变落后面貌,跻身发达省份行列,更是一个长期过程。这就尤其需要加快改革和全省上下一致认同的政策革新,特别是政府部门本身的制度改革与创新、政府工作人员的非官僚化,以确保政府各机构对变革指令的贯彻能力。如果我们对存在的种种问题,没有一种文化上的反省,甚至人人否认与己有关,在贵州工作的人,也就难免总像一条“虫”。

　　作者：许明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