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补偿

　　邹春兰拿到8万元后便去上海看病，她想结婚生育

　　1998年，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不让她继续住在宿舍。但邹提出，“安排了工作才走”。直到2000年，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提出一次性补偿办法，双方于2000年3月27日，签订了一份《退役运动员协议书》，给予邹春兰药费5000元、一次性伤病补偿7.5万元。“中心在承兑义务后，(运动员)即与中心脱离关系”。

　　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韩东升称，也有不少运动员像邹春兰这样，退役后生活并不理想。但是，目前在政策上没有解决的办法。

　　“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属于事业单位，按照编制拨款，拨款仅仅满足现有人员的需要。”韩东升说，“运动员新老交替，是必然趋势，退役的运动员走不出去，对新来的运动员和整个体育系统都是一种负担。”

　　所以，吉林省体育局向省里争取到这笔退役安置经费。韩东升透露，正常的退役安置费早在1994年就发给邹春兰了，但是标准很低，只有几千块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直到2002年，吉林省才出台新的政策，凡2002年以后入队的运动员，退役后，可获得一笔自主择业费，根据运动员期间的成绩，自主择业费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但是，这个新政策至今还没实施，“因为受到经费的限制，这笔经费比较大。不过，近期可能会到位”。

　　“8万元，不仅在当时，就算是今天，在新出台的自主择业费里也是算高的。”韩东升说。

　　拿到8万元后，邹春兰立即前往上海看病，询问医生自己是否还有生育能力，因为31岁的邹春兰打算结婚了。之后，邹春兰常年吃药，调节自己的雌性激素。但所吃的药价格越来越便宜，从原来的40元/瓶到现在的2元/瓶。

　　结婚后，邹春兰和丈夫老周回到丈夫的老家通化市朝阳镇，借住老周堂弟的房子。这时候，老周给人送啤酒，每月挣300元钱。

　　2003年初，邹春兰开始到澡堂搓澡，一年过去，手脚都起泡。在给客人搓澡的时候，邹春兰偶尔也会想起过去做运动员时的生活，“那时候，吃的是大鱼大肉，所以，现在隔几天不吃肉，就馋得不行，但是没钱，不舍得吃”。

　　之后，邹春兰又给人黏胶合板，但被刺激得流鼻血。2005年，邹春兰又说服丈夫老周，贷款2000元，又借了1000元，准备养猪。这时候，一个朋友在长春开烧烤店，叫她过去帮忙，但因不和，一个月后，邹又去浴场搓澡，直到现在。

　　让女人长胡子的药

　　有人提醒她，如说出吃药内幕，就表明她的金牌都是假的

　　邹春兰生于1971年，1987年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时，刚满16岁。从她进入体工队起，就开始服用“大力补”，每天1粒，直到1993年退役，达6年之久。

　　“只有到比赛前的半个月，才停止服用，并打‘掩盖剂’。”邹春兰说。“大力补”那时就已经是禁药，其对女性有男性化反应。

　　教练王成林将几种药同时给她服用，有鱼肝油、多种维生素等等，其中还有“大力补”。她的队友们也服用这些药物。邹春兰回忆说，当时，教练说这都是营养药，补身体的。当年，邹春兰就开始长汗毛，嗓音变粗。队友们也都有类似的反应。后来，有人问教练，为什么会长胡子。教练才说吃的是“大力补”，属于男性激素。但是教练说，没关系。

　　1993年，12岁的李琳(化名)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举重队，她的教练也是王成林，等她长到15岁的时候，教练也让她吃药了。

　　“吃药前后，举重成绩变化非常明显。”李琳说。所以，1996年，她到外地比赛时，有人问她，是不是吃了“大力补”。后来，她从老队员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大力补”的信息，比如吃了后，嗓子变粗，胡子很重，月经不正常等等，“像邹姐那样，没有胸部，不像女孩子”。

　　“我们私下偷偷讨论过，有人说将来不能生孩子，所以心里挺恐惧的。”李琳说，“但是教练说没事，不会像邹春兰那样。而且我们都想获得好成绩，退役后，能被安排到一份好工作，况且，我们既然已经吃了，所以也就无所谓了，还是继续吃，都是这样的心理，只有少数人偷偷将药扔掉。”

　　第8届全运会上，李琳及其六七个队友，均被查出服用兴奋剂，遭到终身禁赛的处罚，教练王成林也被撤除一切职务。

　　在吃了大量雌性激素后，李琳终于在结婚后的第3年怀孕，她的队友也都在结婚好几年之后才生孩子。“我们吃的时间比较短，不像邹姐吃的时间那么长”。

　　当邹春兰揭露当年服用“大力补”的内幕时，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提醒她，如果她说出了吃“大力补”的内幕，就表明她的金牌都是假的。

　　“所有的金牌都是假的，我也无所谓，但我至少还有一块是‘纯金的’。”邹春兰说。早在1985年，还是中学生的邹春兰，在全国第一届“浪潮杯”女子举重锦标赛上，获得挺举第一名，这是她运动员生涯中第一块金牌，它的重量比她以后获得每一块金牌都要重。

　　邹春兰说，举重运动员们都有腰伤、腿伤，但她不会为此去找“体工队”。然而，因为吃药不能生育，“体工队要负责任”。

　　“她的要求不高，只要能够回到体育系统，做什么事情都行。但是在目前的政策下，没有可操作性。”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韩东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