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家的孩子

　　进省队是她的向往，这意味着将来有一份好工作

　　“原来以为进入省体工队了，就有出息了。没想到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邹春兰的母亲说。

　　小时候，邹春兰不爱学习，但体育成绩十分优秀，尤其擅长短跑。每次参加县、地区的学生运动会，都能获得第一。因此，被保送到梅河口市第七中学，参加了学校田径队，体育老师就是于学武。

　　1984年，于学武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成立了女子举重队。于学武认为，女子举重队刚刚成立，全国开展面不大，是个冷门，竞争力小，所以将学校的田径队改成举重队。于学武毕业于师范学校，学的就是体育专业，对举重尤其爱好。

　　在于学武的指导下，邹春兰开始在学校进行了4个月的训练，每天下午3点到5点训练，其余时间照常上课。

　　于学武还做了家访，说服邹的父母支持她。67岁的于学武至今记得，那时，邹春兰的家境很困难，父亲工资不高，但子女很多。邹春兰共有4个姐姐，2个哥哥，其中一个姐姐患有脑膜炎后遗症。

　　“7个孩子，连苞米面都吃过。”邹的母亲说。但她还是买鸡蛋给邹春兰补充营养。于学武从地区体委、县体委、县教委争取一点经费，买牛奶给学生们补充营养。“分牛奶的时候，给别人一包，但多给她(指邹春兰)一包，因为她家困难，在家没什么营养。”于学武说。

　　4个月后，在全国第一届“浪潮杯”女子举重锦标赛上，邹春兰获得挺举第一名。“高兴得不得了，老师问喝不喝水，都不知道了。”邹春兰说。

　　1985年到1987年7月，邹春兰一直在于学武的指导下训练举重，并且坚持文化课学习。“但是文化课成绩很差，我本来就不爱学习”。

　　王成林早就注意到邹春兰，1987年，邹被选拔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进省队是我们的向往，这就意味着将来有一份好工作，到老了不愁。好工作就是在体工队上班。”邹春兰说。

　　整个家庭都为这个消息而兴奋。那时候，农家子弟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路，而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无疑是一条“有出息”的道路。所以，这不仅是山城镇的大事，也是梅河口市的大事。

　　邹春兰至今还记得，家里借钱为她买了一床新被套。哥哥姐姐都各自成家，每人凑5元到10元不等的钱给她做路费。

　　1988年，体工队给她每月发50元生活补助。“领到钱的时候，特别高兴，自己可以挣钱了，以为这就是有工作了。”根据每年的比赛成绩，补助不断上升，到退役前，每月有一两百元。回家的时候，她可以买点东西，看望父母了。

　　“那时候最幸福了，什么都发，只要你会哭，什么都发。队友间也是无忧无虑的，感情很好。”邹春兰无限怀念地说。

　　但即使是在最辉煌的时候，邹春兰也没有给她的家庭带来直接的好处，获得那么多金牌、银牌，但奖金最多的一次是800元。而现在，回娘家时，她的老母亲还会从她300元的退休金里，拿出一两百元塞给她。

　　社会救助

　　“你们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回报社会”

　　4月4日早晨6点，邹春兰和她的二嫂就起床了，赶到长春火车站，迎接全国妇联的两位工作人员，之前，全国妇联半边天洗衣工程办公室打电话给她，将帮助她开一家干洗店。

　　带着全国妇联的2名工作人员，查看了她的5平方米的宿舍之后，邹春兰借用浴场的一个房间，接待了他们。妇联的工作人员称，他们将无偿提供一整套干洗设备，负责技术培训，传授经营管理的理念。

　　此时的邹春兰两手交叉放着，显得有点紧张，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很久没看见邹春兰这么笑了。”邹春兰的二嫂说。

　　当天中午1点，全国妇联的2名工作人员赶到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妇联的人员表示，除了他们无偿提供的设备和培训之外，一家干洗店的启动资金大约十几万元，包括店铺租金、装修经费，以及药水等等。

　　吉林省体育局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韩东升表示，“启动资金不是太大问题”。他们将在吉林省体育系统内为邹春兰捐款，同时组织社会力量帮助邹春兰。邹春兰的遭遇被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人愿意为她提供就业岗位，有的愿意出钱。

　　“我们要好好利用社会力量，帮助她自立，使她能有个生活的手段。”韩东升说，“通过帮助邹春兰，也可以为以后的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建立一个模式。”

　　关于邹春兰的报道也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的关注，4月5日，韩东升飞赴北京，向国家体育总局汇报情况，包括吉林省退役运动员总体情况和政策的限制。“如果邹春兰事件引发退役运动员安置体制的改变，那将是一件大好事”。

　　韩东升说，运动员的伤痛特别多，拿到成绩的，还有奖金、补偿，但是拿不到成绩的，都只能默默承受生活的压力和训练带来的伤痛，而这样的运动员占大多数。

　　“退役运动由过去的组织分配，专业安置，转为现在的面向市场，面向社会，但是运动员在训练期间，接触社会少，文化水平偏低，直接参与社会竞争比较困难，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韩东升说。

　　在简短接触之后，全国妇联的工作人员对干洗店将来的经营管理表示一定的担忧。“邹春兰没有经商的经历，而且作为运动员，社会接触面比较窄，所以她在经营方面可能会弱一些。”妇联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邹春兰也自认自己的文化水平不够。4月5日，在前往梅河口市的车上，邹春兰在听说外甥女的儿子在学跆拳道的时候，情绪激动地说，“要好好学习文化课，要不然，将来像我一样，找工作都困难”。

　　1987年，初中尚未毕业的邹春兰，进入吉林省第一体工队，从此脱离了文化课学习。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上午、下午都要训练，上午从9点到10点半，下午从3到5点半。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早晨出操，只有下午训练。星期天休息。尽管有不少自由支配的时间，但由于训练太累，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偶尔和队友上街买点生活用品。

　　“没有人学习，感觉学习很枯燥，队友们也都是这样。”邹春兰说。直到1995年，也就是邹春兰退役后的第二年，吉林省才开始试行运动员学籍化管理制度，1997年开始全面实施。

　　按照规定，专业队的运动员，都从中专体校选材，并且考入吉林省体育学院后，才可以进入专业队。专业队运动员一面接受训练，一面参加文化课的学习。吉林省体育学院已经申硕成功，运动员退役后，还可以继续深造。

　　“(运动员)只要不参加比赛，或者在调整阶段，都要集中学习，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个月的时间。”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晶说，“而且运动员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是将来的发展方向，选修一些特殊的科目，如保镖等等。”

　　19岁的金美花，是吉林省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女子柔道专业运动员，2004年，从延吉的一所业余体校毕业后，考入吉林省体育学院。

　　“现在能够想到的，就是好好练，争取出成绩，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文化课，要不然以后没法竞争。”金美花说。

　　自从4月4日，全国妇联的工作人员到达长春之后，邹春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晚，一宿未睡，第二天仍然精神抖擞地带着记者回她的故乡采访，在车上，邹春兰说，“你们放心，我以后一定会回报社会”。

　　为了迎接女儿的归来，邹春兰的老母亲将小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炕头的窗台上摆放着几盆花，一盆杜鹃正长出一朵鲜红的花蕾。窗外阳光灿烂，一条冰封的小路，正在悄然融化。

　　采写:本报记者鲍小东(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