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文件提出将坚持社会化作为加强和改进社区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发挥政府、社区居委会、民间组织、驻社区单位、企业及个人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鼓励、支持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

　　所谓的“社会化”，是与“国家化”相对应的。我们的社区服务，传统上主要依赖城市各级政府。即便是社区居委会的活动，也带有相当强烈的自上而下的色彩，带有半国家的色彩。同时，社区服务也是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传统的社区居民，或者是相处几十年的老邻居，或者是就职于同一个单位，大多数是熟人社会。

　　但随着城市居住生态的变化，社区的结构与秩序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今天新兴的社区基本上是陌生人社会，来自不同单位、具有不同背景的人们购买同一处商品房，虽然生活在一栋住宅楼、一个院内，但居民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同时，传统的国家化、半国家化社区体系向社区的延伸，也面临较大成本难题。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化是社区服务工作的一个必然发展方向。社会化的表现形态是多样的，至少可以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比如，家政服务企业、流动的废品收购人员，就是商业性的。但商业性并不排斥公益性，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确实为居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服务。同时，这类服务企业也为城市文化水平较低的民众及新进城的农民提供了相当多就业机会。

　　对于此类小企业，政府有必要采取某些优惠政策，尤其是适当地放松管制。比如，对那些流动废品收购人员或者在街边摆摊卖菜、卖小商品者，似乎就可以网开一面，即使他们没有牌照。他们的商业活动本来也没有多少利润，又给居民带来很多便利，政府对他们完全可以持一种“善意的疏忽”态度。

　　社会化社区服务的第二类主体是非营利性组织。这类组织既可能来自社区之外，比如某些志愿者组织，但主要还是来自社区之内。非营利性的社区服务工作主要还是依靠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自我服务。

　　其实，在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社区居民主要就是依靠自我治理、自我服务，而不出社区，即可获得必要的服务。只是到了近几十年，这种传统才中断了。现在需要恢复这种传统，政府提出“社会化”，也有助于这种传统的恢复。而这一传统能否恢复，关键是看政府能否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让社区领袖在社区的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实践中脱颖而出。

　　分散的居民个人是很难通过互助的方式提供社区服务的，社会居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集中起宝贵的资源、人力。而组织必须要有领袖。古代社会自治的领袖是本社区的士绅，近代城乡社区自治的领袖则是地方绅商。当代社区居民自我治理、自我服务的领袖是什么，现在尚不得而知，但如果要促进社区服务的社会化，就必须出现一个社区领袖群体。他们既需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也应有能力动员一定的资源，更应具有较为强烈的公共精神，当然也得有时间服务居民。

　　这个群体要成长，除了需要政府创造出宽松的环境之外，也需要在社区居民内部，形成一种信任的气氛。这几十年来的社区管理模式已经影响了人们的集体心理，人们宁愿相信政府机构及其办事人员，而不愿意相信自己的邻居。有人总是怀疑，那些积极从事业主维权和社区自治的业主是别有用心。有些本来运作颇为成功的业主委员会，也因为居民的无端猜疑而无法继续正常工作。

　　当然，要让社区居民彼此互相信任，在目前的社会与精神环境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是政府和社区居民必须要过的一个坎儿，否则，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就很难完成从国家化向社会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