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革”往事进行严肃思考后，他向本刊记者吐出肺腑之言

　　3月2日的75岁生日，使戈尔巴乔夫再一次成为近期的国际热点人物。2月28日晚，为祝贺他生日而举行的音乐会在莫斯科国际音乐大厦开场。在鲜花、掌声和祝福中，戈尔巴乔夫精神焕发，格外高兴。然而记者知道，也许晚会一结束，他又会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为接受本刊采访，戈尔巴乔夫特意中断休假。

　　作为苏联第一位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晚年生活可谓丰富多彩:著书立传，上电视拍广告，接受媒体采访，评论内外时政，热心公益与慈善事业。可以说，自从离职后，他始终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过。戈尔巴乔夫的日子真的如表面上那么风光?不久前，记者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得到了专访他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位于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大街39号。采访约在下午2点，记者驱车准时赶到。基金会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戈尔巴乔夫正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休假，为接受记者的采访，他特意中断休假，赶回了莫斯科。当一名工作人员把记者请进戈尔巴乔夫办公室旁的接待室的时候，他已经端坐在那里，身着西装，没有扎领带。寒暄之后，他紧握着记者的手说:“我们好像见过面，是吗?”记者告诉他:“我先后在莫斯科工作了10年。其间，我多次见过您，但面对面地和您交谈，这还是第一次。”他回应说，很愿意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

　　搞“民主化”是惨痛失误

　　戈尔巴乔夫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谈锋甚健。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戈尔巴乔夫对记者强调，他所谈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是多年来对往事的严肃思考。

　　戈尔巴乔夫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在这个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决策完全正确。”

　　高度评价邓小平

　　在采访中，戈尔巴乔夫畅快淋漓地回忆起了当年他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1989年5月，邓小平与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在其所著的《外交十记》中写道:“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谈起那次他与邓小平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戈尔巴乔夫兴奋不已，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苏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见是一次罕见的事件!在我们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我们一起使两国回到友谊和伙伴关系的轨道上。我和邓小平同志互相伸出友谊之手。会见时，我被他吸引住了，喜欢上了他，他是一位极富魅力的人。记得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时，邓小平同志拉着我和赖莎的手，我们感到非常温暖。我想，他已经85岁了，还那么富有激情、思路清晰、反应敏捷，能自由流畅地就许多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至今难忘的是邓小平所说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戈尔巴乔夫对记者说，对中国、对世界来说，邓小平都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是20世纪的一位伟人，一位世界级的政治家——“中国文革后，邓小平把中国带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让人们创造性地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改革者将名垂青史，他所创造的经济改革经验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戈尔巴乔夫还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他说:“这主要包括:反对任何国家称霸，反对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知道，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也强调这些观点，这说明邓小平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连续性。”

　　人未走，茶已凉

　　采访在不知不觉中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告别时，记者将一盒茉莉花茶赠给了戈尔巴乔夫。他表示感谢后，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赖莎•马克西玛芙娜(戈尔巴乔夫已故的妻子)喜欢喝茉莉花茶。”记者注意到，此时，戈尔巴乔夫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掠过了一丝忧伤。那种表情令人难以忘却。

　　记者知道，这忧伤，不完全是丧妻之痛。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忧伤自1991年就开始了。那年12月，叶利钦在权力斗争中获胜，戈氏下台已成定局。一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三人坐在戈氏的办公室里讨论苏联总统下台的条件。他们最后商定:1992年1月7日-8日，戈尔巴乔夫腾出办公室、公用住宅和别墅。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叶利钦答应给戈尔巴乔夫发放退休金，并提供一辆吉尔牌轿车等。戈尔巴乔夫请求叶利钦保证免除他对所发生一切的法律责任。叶利钦不解地问:“您什么坏事也没做，为什么要求免除法律责任呢?”后来，戈尔巴乔夫就在辞职书上签了字。

　　人未走，茶已凉。几天后，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整理资料，清理保险柜。这时，他接到了夫人赖莎从别墅打来的电话，说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带领一帮人，要求立即打开房门，清点物品，并在24小时内搬出公用别墅。1991年12月26日，即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第二天，按原计划，他作为总统，还有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早晨8点50分，戈尔巴乔夫乘车去克里姆林宫。途中，他在车里接到助手打来的电话，说叶利钦等三人正坐在总统办公室里喝酒，建议他最好不要到克里姆林宫来。戈尔巴乔夫请助手再给他找一个房间，以便如约同日本客人会见。最后，戈尔巴乔夫在三楼工作人员的房间里会见了日本客人，然后永远离开了克里姆林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