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

　　张居正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杂著》《陈六事书》等著作中阐述的“极则必变，变则反始”的社会治乱观、“天之立君以为民”的民本思想、“事理无常，当随时处中”的行政理念丰富和发展中国政治思想史，他主持的改革比商鞅变法温和、理性、人性化，比王安石变法稳健、有序、切实可行，其中赋税改革取得了重大胜利，缓解了明王朝的经济危机，生前“万人称颂”，死后朝野苛责，差点被剖棺戳尸。历代史家把张居正人亡政息、名毁家衰的原因归于“得罪了皇帝，得罪了贵族和大官僚”，而没有揭示出改革夭折的体制性根源。

　　明王朝一如所有封建王朝，“朕即法律”，有“天宪”无宪法：“一个单独的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孟德斯鸠语），一切是非功过都由“口含天宪”的皇帝说了算，在此体制下，权力和权利博弈的“元规则”一是“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张居正语），努力揣摩、影响皇帝的好恶与态度，然后见机行事；二是打着忠君保国的旗号，“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搏刻小民”（张居正语）；三是以孔孟之道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为工具，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任意解释，党同伐异。从皇帝到大臣，大家口头上说的都是国事，心里打的却全是个人小算盘，计较的都是个人利害，顾虑的是私人关系和人情世故，上下结构的权力体系仅依靠一条“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和不着边际的道德观念维持，表面上“四海一家”，实际上一盘散沙。因此，地方官吏“剥下事上以希声誉”（张居正语），上下级之间是一种没有道理可讲的“婆媳关系”，上级对下级不负任何责任，也不履行任何义务，官员无论黑白正邪，大家都没有权利和尊严的保障，海瑞清廉而孤立无援，严嵩腐败而岌岌可危，徐阶油滑而危机四伏，申时行中庸而碌碌无为，张居正能干而高处不胜寒；恶贯满盈的严嵩得势时能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功勋卓著的张居正失势时则被全部涂黑，继而遭遇全方位的污蔑、揭发、批判、打击、报复。由于缺乏宪法尺度，没有宪政秩序，明王朝整个社会运行既无科学理性，也无权利理性，个人行为情绪化，大家都在“跟着感觉走”，谁出政策谁挨骂，谁负责任谁背“黑锅”，张居正自然就成了豪强地主和贪官污吏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

　　张居正改革前，明朝的税赋制度非常混乱，各地税赋差距很大，中央财政是皇家财政而不是公共财政，不投资公共服务项目，不转移支付社会福利，地方财政缺口较大，所以，地方政府没有上缴的积极性，从官员到老百姓，大家都愿意拖欠类似的“国税”的钱粮，而不敢拖欠类似“地方税”的“常例”（米耗、火耗等等归地方官的附加费）。当张居正以皇帝名义催缴税款时，他就得罪了除了皇帝之外的所有地主，人人皆责骂张居正为“奸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合并了名目繁多的税种，简化了征税手续，断了地方官盘剥百姓的“财路”，清理丈量贵族官僚大户的土地，防止豪强巨富偷逃避税，激起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徐阶等“利益集团代言人”便以种种理由和方式阻挠改革。

　　明朝的守成之君几乎都是不务正业的昏君，只有最不坏的，没有较好的。“君主的意志反复无常，难以捉摸，所以，所有的官员都经常感到无所适从（孟德斯鸠语）”。至万历朝，明朝的政治生态在“党争之祸”的连续震荡下日益恶化，行政机构已经退化为靠惯性、惰性运转的官僚机器，行政效能低下。司法和监察机构彻底蜕化变质，堕落为一个滥用伤害权，依赖恶性运转的逐利机构和派系斗争的工具，官员做官如同做生意。奢侈浪费、贪污腐化、消极怠工、敷衍塞责、不负责任成为一种普遍行为和官场“优势”受到众人的羡慕，法律形同虚设，潜规则真正发挥作用。此时此刻，张居正企图“刷新吏治”的“考成法”则非常“不得官心”。从史料看，张居正制定的官员考评制度非常科学、严密、周到，但是，在执行中被派系、关系和人情世故等力量“空转”，最终被架空，画虎不成反类犬，张居正夹在皇帝与朝臣及封疆大吏中间，“里外不是人”，两边不落好。

　　张居正在廉洁、“私德”方面有失检点，授人以柄，那仅仅是“支流”，推进改革，经世致用是他政治生涯的主流。他是个技艺高超的“棋手”，但是，没有法治的“棋盘”，缺乏经济持续发展、朝局安静、吏治清明等“棋子”，遇到了一伙热衷于“内耗”的官贼对手，更要命的是遇到一个混账裁判万历皇帝朱翊钧，一盘好棋最终输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