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公民只要不违反法律、不从他人口袋里掠夺粮食，“一夜暴富”不但无罪，反而可能因此有功。回顾人类文明历程，且不论“丑小鸭”和“灰姑娘”的故事曾经给多少颗童稚的心灵以希望、慰藉和改变命运的热忱，即使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一夜暴富”作为一种奖赏同样赋予打破旧秩序、推动社会开放的人们以无穷的力量

　　几个女生“一夜暴富”，几个长辈“连夜暴跳”。在“枪打出头鸟”的中国，这大概也算是“人之常情”。熟悉一点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许多人之所以唾弃“一夜暴富”，完全是“出于公心”，是因为“一夜暴富”关系到“分配不公”。

　　所以，当某个中国人被指“一夜暴富”，就意味着他要因此背负一个沉重的“道德十字架”；所以，在新闻里我们看到许多创业者被称为“一夜暴富”时会很不自在。当然，这种不自在可能另有原因———的确有不少人犯下了资本“原罪”，“暴富”得不光彩。

　　或许正是这种与国俱来的“道德劣势”，我们看到近来关于“超女存废”的争论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毒害青年论”提升到对“一夜暴富”甚至“一夜成名”等观念的批判，而且还引来了许多拥护者。更有人搬出祖宗经典来批判“一夜暴富”，以此表明自己“圣书上也是这么说的”的态度。

　　面对以上诸种匪夷所思的迷局，我们着实有必要重新梳理“一夜暴富”的精神内涵。

　　当然，一种观念被指控“有毒”并不意味着必然有毒。正如电影《晚安，好运》里爱德华·莫罗评论员所说———“指控并不是证据”。换言之，你指责一个人是混蛋并不能证明这个人就是混蛋。这也是我之所以反对批评者在参与公共辩论时骂街的原因。因为以攻讦取胜为目的的污言秽语不但无助于论证问题，反而如胡适所说，会降低论争者的人格。

　　那么，什么是“一夜暴富”？表面意思是指一个人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然而，值得推敲的是，这里“一夜”到底是“多少夜”并不清晰，而“富”到什么程度才算“暴富了”也没有具体指标可以衡量。笼统地说，“一夜暴富”似乎是指某人较其他许多人“富得太快”。然而，“富得太快”就一定有罪或该被指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至少，我们知道，这种“富得太快”也是一种相对速度，既然“相对”，就不是一个人的事。进一步说，“一个人富得太快”的另一面，是“一群人富得太慢”。然而，为什么在许多人“逻辑思维”里，“富得太快”就是“一夜暴富”，而“一夜暴富”就必定背离了社会伦理与公德呢？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并不反对自己有朝一日富起来。显然，“多夜致富”和“一夜致富”只是“夜的量变”，它并不能证明“富的质变”。道理很简单，“一夜暴富”只是一个结果，它不像“一偷暴富”、“一抢暴富”那样涉及说明致富的过程，所以我们不可能就“一夜暴富”对“暴富者”作“有罪推定”，得出一个“凡暴富者皆有罪”的武断判决。显然，一个主张细水长流、“可持续掠夺”他人财产的人，比一个遵纪守法、运用自己聪明才智终于“一夜致富”的人来说，更应该受到社会的指责。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若非以法律的名义，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给“一夜致富者”戴上道德枷锁以接受大众的审判。

　　诚然，在中国转制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损公肥私、一夜暴富的例子：圈地者弄权以地板价买进土地然后以天花板价售出，从中谋取暴利；更有发矿难财的矿主、入股的官员不顾井下矿工的安危，短短一两年间便可赚得盆满钵满、肠肥脑满。但是，我们假定他们“有罪”，并不是因为他们“暴富”有钱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涉嫌违法的过程。否则，美国人为何不将比尔·盖茨投进监狱，而穷光蛋杀人为何不能被豁免？

　　既然法律有责任给国民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既然法律所要规范的恰恰是程序正义，如果我们不能从法律上认定这些年轻人在暴富过程中有罪，那么，我们就不能以“一夜暴富”为由批判他们的迅速崛起。否则，这无异于让这些无辜且有生气的年轻人变相背负“一偷暴富”、“一抢暴富”者们的原罪，做了替罪羊。

　　在我看来，任何公民只要不违反法律、不从他人口袋里掠夺粮食，“一夜暴富”不但无罪，反而可能因此有功。回顾人类文明历程，且不论“丑小鸭”和“灰姑娘”的故事曾经给多少颗童稚的心灵以希望、慰藉和改变命运的热忱，即使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一夜暴富”作为一种奖赏同样赋予打破旧秩序、推动社会开放的人们以无穷的力量。二十一世纪人类的进步在于，先行者不再被绑上火刑柱、喋血街头或享受隔代的哀名；“好生意”、“好名声”同样垂青当代敢于冒险、敢于担当、敢为天下先的人，让他们的人生“所建即所得”。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合法的手段一夜暴富”更是历史馈赠给先行者或卓越者的超乎常人的报偿。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梁启超)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人即使心怀“暴富幻想”，也不必然意味着他会放弃“弯下腰劳动，抬起头做人”的朴素的人生原则。可悲的是今天许多自称忧国忧民的人，只看到那些青年才俊“一举成名天下知”，全然不顾他们且歌且行，曾经“十年寒窗无人问”。（原载5月7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