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同性恋人群，就是因为看了李银河的书，才开始正确对待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他们私下里把李银河称作“妈妈”，说她是给这个黑暗王国打开天窗的人。

　　主持人：同性恋者对您有一个很高的评价，说您是在黑暗的王国打开了一扇天窗，这样的评价您觉得吻合吗？

　　李银河：我原来也没有太注意过，因为在一般做社会学研究那样来做同性恋的研究，在去年的时候，正好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共同举办了一个同性恋主题的研讨会，会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大法官，他地位非常崇高，是在全世界数得着的重要的大法官，他也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一口一个“my hero”，就是说，你是我的英雄，后来我就特别挺感动的，他就说，当他是一个少年的时候，他非常苦闷，因为是同性恋，当时看到了那个金西的报告，才使得他有了生活的勇气，最后他说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在中国就是金西在美国做的事情。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反正对这种评价我也是挺感动的，也觉得自己确实做了一点有益的事情，对这个少数群体。

　　主持人：您对同性恋的研究是出于一个非常冷静客观的学术研究的角度呢，还是说希望为这个少数群体做一点什么呢？

　　李银河：我觉得两者都有，要说完全是把他们当成一个比如小白鼠似的来研究，也不是的，实际上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你选题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倾向性，比如跟研究一个星星什么的确实不一样，所以应当说是两者都有吧。

　　主持人：如果首先带着这个倾向性，想为这个人群呼吁或者替他们做什么的话，研究本身作为学者去进行研究，还能保证一个公正、客观，不偏颇吗？

　　李银河：这是不能避免的，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你选的是同性恋，你里头已经带着同情，而且后来女性主义研究特别强调就是说应当是带着同情来研究的，这个带着同情至少不是错误，不是一件坏事儿。你带着同情可能你能理解得更好，对你的调查对象。

　　主持人：您提到的这种同情心是越来越强烈吗，随着跟他们的接触？

　　李银河：应当是这样的。

　　主持人：具体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您觉得这是一个弱势的少数群体，需要人来支持？

　　李银河：我觉得最主要的表现，应当就是他们在当时只能是在地下，不能跟单位、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都不能暴露，过着一种两面人的生活，这个东西本身就非常压力大，但是现在情况要好多了。但是当时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的人活得非常非常艰难，非常痛苦。这还不包括比如说像在一些非常时期，据我所知，比如说北京某一个中学的美术老师，他被发现是同性恋以后就被打死了，在一些特别不正常的时期。

　　其实，李银河能够进入同性恋研究领域十分偶然。1982年，李银河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主修社会学。1988年，拿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李银河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做博士后，师从费孝通。当时在国内，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很多社会问题研究是没有人做的。

　　李银河博士后的研究题目是：对离婚的、单身的、自愿不生育这三种人群，做调查分析。调查中，她偶然遇到一位大龄单身男子，这位男子跟李银河坦白，单身的真正理由是因为自己是同性恋。从这个人开始，李银河走进了同性恋人群。

　　主持人：您从美国学成，读完博士学位回来以后，本来是研究单身离婚，还有自愿不生育的人群，是碰到了一个同性恋者之后才开始进入这个领域，这究竟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

　　李银河：这其实是有准备的，在美国的时候，也就是做了一点文献的准备，就是心里想，要做这个研究了。但是线索是比较难找的，正好当时就是单身，做单身研究的时候，当时我在北京晚报上登了广告，征集了大概有三四十个单身者，其中就有一位男士，他当时是30岁上下，他跟我讲，他是独身，保持独身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是个同性恋者，这就是我的第一例。他又介绍朋友，朋友的朋友，这在我们社会学里叫滚雪球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最后做大了，把这个研究做得比较大。另外还有一批调查对象实际上是从心理诊所转过来的，当时我认识一位心理诊所，那里面一有批同性恋者，去求治的，我也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情况。

　　主持人：当年最初接触同性恋者的时候也会像普通人那样会带着一种好奇甚至是一些异样的眼光去审视他们吗？

　　李银河：好奇心是肯定有的，而且福柯也说过，好奇心是他搞研究的最根本的动机，我觉得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

　　主持人：要让这样的人打开心扉，把自己的经历困苦都说出来，需要您取得他们的一个信任吧，这种信任怎么获得呢？

　　李银河：我觉得主要还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他觉得你在人格上是尊重他的，并没有把他当作病人或者是罪人，这样本身就会取得信任。我觉得有的时候信任是用不着说的，你的表情，你的眼神，你的这些东西他们就都能明白。

　　主持人：刚才您在谈话当中提到两个人，一个是金西，也有翻译成金赛的，还有就是福柯，这两个人在您的学习包括研究的过程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李银河：其实金西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注意到的一位学者，而且当时我就有了这个打算，就是说回中国要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对于我在事业上，将来的发展，他的勇气，他做的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金西之前，美国曾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国家，通奸被当做犯罪，惩罚同性恋。不仅如此，美国甚至禁止传播避孕信息，禁止夜总会，还反对自由恋爱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性学家金西进行了一个两万例的性调查，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对各行各业的人士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开创了性学研究“个人面谈”的方法。

　　1948年和1953年，他将研究成果结集后分别出版了《人类男性性行为》和《人类女性性行为》两本书。书中分析了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人们所处的不同社会阶层环境对于人的性行为方式、性高潮频率等性现象的重要作用。

　　金西的调查出来之后，社会风气为之一开，几乎改变了整个美国的保守清教的道德气氛。

　　主持人：当时金西的一些研究和观点，其实对美国整个社会对性的观念有一种扭转的作用，您希望自己的研究也是能对社会起到这样的影响力吗？

　　李银河：实际上金西报告出来以后，美国的风气才为之大开，就是在1948年和1953年他分别出版了那个《人类男性性行为》和《人类女性性行为》，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情况真有点像美国1948年那个样子，就是当时的美国也是清教精神特别保守那样的，中国也是谈性色变，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也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主持人：有人说福柯相当于是您的一个精神上的导师，但是了解福柯的人都知道，他其实是选择了非常特立独行的个人生活方式。这个不影响您把他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引导吗？

　　李银河：一点也不影响，我觉得他无论从学问上还是生活上都是我特别心怡的人，但是大概学不成他做同性恋吧。但是福柯我觉得他对我在人生哲学方面也有特别大的影响，比如说他有一句话我经常引用，他说人的生活本身应当成为一个艺术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所有的艺术品都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人来做，比如说一个美好的画，就是由画家来做，雕塑是雕塑家来做，一个好听的音乐是音乐家来做，他都成了一个行当。福柯就说为什么人的生活就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品呢？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对我影响也是非常大。

　　主持人：您是怎么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艺术品的呢？

　　李银河：那就是在生活中去追求所有最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最美好的就是只去选取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尽量把那些丑陋的东西甩掉。比如说听最好的歌，看最好的电影，看最好的景色，享受爱情，我觉得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

　　主持人：听音乐，看电影，享受爱情好像是生活中很平常的事情，把这些做好了，生活就变成艺术品的吗？

　　李银河：当然，我觉得最高境界还是自己的，如果能够创造出美，那就是像王小波那样了，如果说能够创造出一些美，就是他所创造出来的美是无中生有的那种，完全由他自己创造出来，我觉得那样生活就更是艺术品。像福柯的生活，做一些特别棒的书，然后表达一些让振聋发聩的思想，据说福柯到晚年，他每说一句话都是一个新闻事件，就到这个程度，他的生活当然是一个艺术品了。

　　李银河因为研究同性恋而出名，许多不认识她的人天然的以为她也是同性恋。其实，李银河还有一个身份是作家王小波的妻子。

　　2004年5月，一本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热卖，许多年轻人将其奉为爱情圣经。这本书就是李银河夫妇二人20多年来的通信。在书中，两人炙热的恋情依然可以透过纸背，直达人心。

　　作为丈夫，王小波不但在感情上给李银河莫大的安慰，在工作上，王小波也给她很大的支持。

　　主持人：我们也看到资料您的丈夫王小波，当时替您当调查员是吗？

　　李银河：对，有个别的特别年轻的同性恋，比如说高中生什么的，他们就提出来说不愿意跟一个女的谈，这时候王小波就上。

　　主持人：自己做调查，自己丈夫也帮着做调查，甚至还要把同性恋者带回家去聊天，这种研究已经对生活产生影响了吗？

　　李银河：有个别的时候，比如谈得特别晚了就会留宿，有一次有一个男同性恋在家里，小波跟他谈，我也跟他谈了，然后到晚上，我那时候在北大，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借宿，王小波他们俩人在屋里睡觉，王小波说一晚上没睡好觉，觉得比较受刺激。

　　主持人：这种情况下应该您留在家里更安全一点，王小波出去住这样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