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王小波去世，李银河一边将大量王小波的手稿整理出版，一方面继续着自己的研究工作。1998年，李银河出版性学三步曲《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1999年出版《性的问题》，这些作品受到媒体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性社会学系列专著。由专家称这些书是性社会学界的“扛鼎之作”。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许多人忌讳谈性，谈性色变，到2006年，李银河在两会期间，委托朋友提交同性婚姻提案，媒体普遍报道。20年间，整个社会的变化可见一斑，面对这些变化，李银河作为开此先河的人，又有着什么的感受呢？

　　主持人：您从1988年到现在，也快20年了，做这方面的研究，您觉得因为您的研究，有什么方面，社会上在发生着转变呢？

　　李银河：我觉得首先，恐怕我的研究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是说真正像金西的报告似的，真正把整个美国的风气改变了，实际上我所做的，倒像是这个风气已经在改变，然后我来加以描述，然后推波助澜，我觉得我有点这种角色。同性恋的问题是从我做研究以后，确实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在这里倒是我的力量有一些作用吧。

　　主持人：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哪方面你的转变是比较显著的呢？

　　李银河：我觉得现在同性恋在全国正处于一种好像浮出水面的状态，就是在各大城市出现同性恋酒吧，尤其在网上非常活跃，有很多同性恋网站，然后各个城市现在都有同性恋的志愿者小组、义工小组在做他们的同伴教育，因为艾滋病，因为种种性的安全方面，这种活动。

　　主持人：有一种观点说，如果没有把同性恋这么公开化地去讨论，他们可能是在一种受限制的环境下、氛围下去生存，现在这种情况下会让更多的人无所顾忌地把他从一个中间状态彻底成为一个同性恋，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李银河：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无知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统计，统计学都表明，一个社会并不因为它对同性恋比较宽容，同性恋者就增多，也不因为它特别严厉，同性恋者就减少，而只是说如果你比较宽松，他就会进入社会的视野，会出来，如果你特别严厉，他就转入地下。

　　主持人：您的一些著作，像《同性恋亚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对您来讲应该是学术著作，但是当它发行之后发现有点像大众读物，很多人会买来看，您的这几本学术著作被大众当成能看得懂的读物来看，这个现象本身您怎么解释呢？

　　李银河：我觉得可能有两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这些话题是大家所关注的，比如说中国女性感情与性是什么样，同性恋是什么样，他们想知道。另外一个，我觉得我的定性研究做得比较成功吧。

　　主持人：这些读物被大众接受，很多媒体也是以一个肯定的态度在报道这些事情，这样您能不能去重新评价一下做这方面研究的大环境，是不是在发生着转变？

　　李银河：我觉得要是和80年代末比的话，研究的这个气氛，整个社会上的宽容度要高多了，我记得当初有一次我跟北京市妇联做一个北京婚姻质量调查，其中我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当然其它都是什么婚姻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就不太敢多问性的问题，但是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认为女性有没有权利主动提出性要求，当时还接到被调查对象的来信，说这样的问题怎么也能提出来问，你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个气氛是多么严肃，多么压抑了。现在好多了觉得，现在大家可能会对这样的问题不会太大惊小怪了。

　　主持人：这样的这种大环境的宽松对您的研究肯定是一个帮助吗？

　　李银河：对，大家就更愿意。

　　主持人：但是在这种比较严酷的，比较严肃的氛围的时候，您一个人在做，这个显得更加独特。现在更宽松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人关注或者投入进来，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独特了，有没有这个问题？

　　李银河：可是实际上现在来做这个研究的人很少，在中国也就数得着的几个人。

　　主持人：有人说要想成功的话，你就应该去做别人不去做的事情，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李银河：在科学上肯定是这样，在科学上，比如说你总是去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已经有结论的，或者说已经被研究得很到位的那些东西，那当然就没什么可做的了。

　　主持人：那这是您选择您的研究范畴的一个原因之一吗？

　　李银河：也应当说是吧，但是它也是一个社会学的经典的题目了，比如说同性恋刚才也提到，国外有大量的专著，这个东西也应当说是一个经典的题目。

　　主持人：那接下来您往下再做研究，还是在这个领域里继续坚持，还是说有可能会开辟新的战场？

　　李银河：我现在是有一个打算，想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全国的性调查，是有点想做，但是平常我也会做性别，我最近有一个题目是农村性别权利关系研究，要到村里去访问所有的农村妇女，比如到一个村子去调查，我是做了这样的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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