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专家建议你，在自己家要准备绳索、手电筒、小型灭火器甚至防毒面具，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火灾，你会有何反应？

　　家住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的大四学生陈远对这个建议很不以为然。在陈远眼中，类似火灾等日常生活中的风险都是“太过遥远的事情”，因此“从来都没有想过”。

　　跟陈远有着类似想法的还有北京白领李梅。一个月前，李梅的丈夫参加了单位组织的防火培训，花了300元钱买了一捆绳子，一个手摇发电的手电筒，还有一个高科技灭火器。“当时我觉得太贵了，超市里小型灭火器才几十元钱”。

　　然而，正在发生的危机事件并不因人们的漫不经心就止步不前了。2004年，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在一个论坛上指出，随着我国城市进入快速建设期和发展期，大中城市也同时迈入了“非稳定状态”的危机频发期。

　　在我们的身边，危机事件突发的频率越来越高。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大火，2003年非典的肆虐，2005年全球蔓延的禽流感，2006年的所罗门群岛骚乱……每一次这样的突发事件都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伤痛。

　　73.9％公众认为全世界各种危机的整体趋势恶化

　　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公布了《中国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网络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对各种危机在国际和国内的整体发展趋势表示不乐观。公民普遍缺乏安全感，危机管理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据该报告的撰写者之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钟开斌介绍，此次调查所指的危机主要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个方面。

　　此项调查显示，被调查人群表现出了很强的不安全感，有七成以上（73.9％）的被调查者认为全世界各种危机的整体趋势更加恶化，只有不到一成（9．6％）的人认为整体的危机形势逐渐好转。

　　也许是因为这几年我国频繁发生的矿难事故，也许是因为非典、禽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的接踵而来，也许是去年天价住院费、医院拒收无钱民工导致其死亡等诸多事件让人少了安全感，被调查者对国内整体危机的发展也普遍持悲观态度。70％的调查对象认为国内突发性重大灾难爆发的整体趋势更加恶化或没有明显变化。

　　对于恶化的原因，有近一半的调查对象将其归咎于政府的危机应对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缺乏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有67.6％的人对政府的危机管理现状不满意，认为其投入不足、重视不够、急需提高。

　　调查还发现，安全监督、医疗卫生和交通部门成为公众心目中危机应对能力较差的部门。

　　2005年12月3日~20日，山东威海市连续五次强降雪，几乎让这个美丽的滨海城市陷入瘫痪。据媒体报道，880多辆车、2000多名乘客被困途中，有的乘客和司机在寒夜里苦苦等待救援长达10个小时。为了营救被困人员，威海市先后出动2000余人，各类救援车1000余辆参与救援。数万人不得不在深至脚踝的积雪中跋涉上班。

　　对于这场50年一遇的大雪，威海市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显得慌乱。

　　事后，威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刘命信对此次暴风雪得出的结论是：“城市的应急预案必须要有，有些东西我们过去可能想不到，但是现在必须开始准备一个周到、详细的预案，包括可能需要的物资、设备等。可能制定预案的时候麻烦大一些，但到了用的时候就能体现好处了。”

　　对危机事件准备不充分的不止山东威海。2004年7月10日,一场中等降水量的大暴雨就让北京的交通顿时瘫痪。据本报记者采访，当时有人从北京香山步行26公里回家，市内地铁灌水、下水道变喷泉、路面塌方等事故频繁发生。“事实上，近几年北京发生的突发事故、灾害不少，但往往是滞后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有效应对的。这说明我们的整体应急体系是欠完备的。”大雨过后，北京市政府顾问、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研究员金磊在网上这样跟网友交流。

　　政府部门在应对一些突发事件上的确表现不佳，例如非典前期对疫情的瞒报。还有，去年松花江水体污染严重，却有当地政府官员对公众说只是日常的停水。这些事件和做法或多或少都会给公众留下一些不良印象。

　　47.6％的公众对政府在危机管理方面的工作缺乏了解

　　毫无疑问，在应对突发事件上，政府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但是调查同样显示，47.6％的人不了解政府在危机管理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事件的责任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些部门的失职。安全监督和医疗卫生部门所面对的事件，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和自身安全，一旦发生，会比其他部门更容易成为关注的焦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研究课题组博士后周玲这样解释，一方面，危机应对能力与这些部门所要处理的对象的性质有关系，因为他们经常处理的事件本身就带有危机扩散的风险；另一方面，有关部门的危机应对能力会受到危机爆发地经济水平和科技条件的限制，不能有好的发挥作用。

　　“此外，政府跟普通百姓之间的沟通不畅也是重要原因。”周玲说。

　　该课题组的钟开斌也认为不能将责任都归咎于政府。“应该说，政府已经在逐步完善危机管理体系。”钟开斌说，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城市就已经意识到了应急管理的重要性，2003年非典的发生更是加快了对城市危机管理的进程。增设了很多应急设施，比如北京市政府在元大都遗址公园设立了应急避难所，在海淀公园内新建了公共安全馆等。

　　据介绍，按人均疏散面积1．5平方米计算，2003年10月建成的北京元大都遗址公园应急避难所最多可容纳25.3万人，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地震，这个紧急避难所可以为25.3万人解决疏散避难问题。据报道，北京市计划在2007年前完成1000多个“应急避难所”的建设，构成完善的应急避难场所体系。

　　政府在培养市民的危机应对能力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今年4月份，北京市政府印制了《首都市民防灾应急手册》，免费向市民发放。上海、浙江、大连等省市也在进行此类手册的宣传发放。钟开斌认为，政府目前的措施是有效的，“百姓的危机意识相比非典之前有了很大进步，许多官员也接受了这方面的培训、教育”。

　　22％的人舍命不舍财

　　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想过在“居住的地方”、“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如何避难。这说明大部分中国公民没有应急的实际经验，一旦发生危机事件，会贻误避难或抢救的最佳时机，甚至导致局面混乱不堪。

　　李梅没有接受过任何消防培训，当她丈夫问她：“如果听到有人喊‘着火了’，你怎么办？”李梅脱口而出，“赶快开门跑啊！”这个反应在她丈夫看来是愚蠢的，“你绝对不能轻易开门，要先用手摸一下门是不是已经发烫了，如果门没有变热，才能开门求助。如果门外已经着得很厉害了，一开门火就会扑进来，这时候绝对不能开门，还要用东西把门堵死，不断往门上泼凉水。”丈夫严肃地教育李梅。

　　调查中，大多数人都知道如何采取基本的措施对简单的危机事件进行处理和救助，但相应的实践经验非常短缺。有84％的人从来没有参与过危机现场的抢救工作，更不用谈帮助别人顺利逃生。

　　“国外的大中小学都开设有安全教育、急救方面的课程，政府跟社区、家庭也经常联动做演练。”钟开斌为记者介绍了国外的经验。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教育比较少。63％的被调查者抱怨自己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危机应对或者生存急救方面的培训。而且，大家对培训的形式也非常在乎。90％的人愿意接受免费培训，如果是收费培训，愿意接受的比例大幅下降到了37％。

　　正是因为国外从小开始的安全教育和培训，才会有“9·11”事件发生时，现场人们撤离时的镇定有序。2005年伦敦发生地铁爆炸事故时，人们并没有恐慌，也没有发生国内经常发生的踩踏事件。

　　据了解，美国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而我国百姓现在还停留在如何使用灭火器等最基本的技能教育阶段。有数据显示，2003年非典至2004年7月，全国共举办过近50万人参加的近800次各类防灾演习，但每每事故惨剧发生时，还是会暴露出公众缺乏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应急物资准备不充分等问题。

　　调查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果。调查者假设了一个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频率，如果恐怖事件发生率是万分之一，有22％的人不愿意做任何投资来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随着发生频率增长至百分之百，也仍有22％的人坚持不投一分钱。看来，有很多人还在坚持“舍命不舍财”的观点。

　　在钟开斌看来，如今，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到突发事件的高发期，大部分的突发事件都跟普通人紧密相关，“要想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让自己安心、舒心，平常就要用心、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