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马光远专栏

　　迅速膨胀的人口日益成为北京交通、环境、资源等不能承受之重。北京市人大年初审议的“十一五”纲要曾提出要“力争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600万”，后来考虑到不可行，又删除了这一表述，改为“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批复中提出的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和要求，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有效手段，实施综合调控，分阶段控制人口规模过快增长”。但是，如何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制定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与此相对应的是，受北京居高不下房价的“挤出”效应影响，昨日有报道称，10万北京人放下天子脚下臣民的身份，在河北等周边地区购房置业。河北燕郊、涿州等地低廉的房价，相对便宜的生活成本和洁净的空气使不少收入相对较低的北京老人将之视为颐养天年的理想之所，一些近京区位甚至出现“北京老人村”。

　　北京人“用脚投票”走出天子脚下的潇洒和政府对人口总体规模控制的“失灵”，折射出市场机制在跨区域调配资源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和政府在制定相关公共政策方面的滞后。

　　长期以来，由于北京作为首都的“虹吸”效应，对京津冀地区的现代化和生态安全等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从而形成了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出的“环京津地区贫困带”。“环京津地区贫困带”的形成除了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之外，还与京津冀地区城市分工不明确，没有产生大城市带动周边发展的应有的辐射效应有关。从各国的城市化来看，一般是人口和财富向大城市聚集之后，则进一步向大城市郊区扩散，形成众多地域相连的都市区，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全面发展，长三角、珠三角的良性循环和辐射作用已经初步显现，而环京津地区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并没有处于一种“有距离的共生状态”，而基本属于“零和博弈”，在北京迅速发展的同时，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明显不足，甚至某些地区出现加速贫困化的现象。

　　为了消除北京的“虹吸”效应，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北京“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将推进京津冀都市圈和环渤海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形成功能互补、布局合理的区域产业协作体系，增强周边城市人口承载能力，有效疏导首都人口。著名经济学家科斯认为，政府的过度干预会使政府在配置资源时，其交易费用超过市场的交易费用，从而导致效率的降低。由于缺乏整体配套政策，大量采用行政手段，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积极作为收效甚微。

　　这次北京人在房价、生活成本等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用脚投票，自发移居涿州燕郊等地，为消除“环京津地区贫困带”走出了一条市场解决的路子。对于消弭北京和周边地区的发展落差，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打破区域界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提升了当地的消费、医疗、服务、道路交通和城市建设的品质，有效地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应该说，这种基于民间力量的“草根性”的探索值得肯定和推广。

　　但是，应当看到，京津地区贫困带的消除，不能单纯依靠“市场之手”。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当今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那么要形成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网络是不可想象的。”从社会演进的视角看，一个地区的发展，其核心的成长机理和精神枢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有效的公共政策。我们看到，在北京人出走的同时，公共政策并没有能够跨越地域，起到制度性支撑作用。除了购物消费等和北京不可同日而语之外，医疗保险等离退休老人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并不能顺利和河北对接，这成为制约北京人移民他乡的瓶颈。

　　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其政府所选择的公共政策。在制度重点从集权的、以专家为基础的制度向分权的、以公民为中心的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们仍然无法逃避这么一个事实:政府在消除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疏导首都人口，消弭地区差距，消除“环京津地区贫困带”的关键是建立一个高屋建瓴的公共政策，取消户籍、医疗保险等体制性因素的影响，消除地区之间的政策差距，为市场的自发调控提供长效的制度支撑。这样，北京人口向周边扩散才能形成真正的辐射效应，带动整个环京津经济带的发展。

　　(作者系北京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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