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文化报

　　在2006年“超女”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同时，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刘忠德对“超女”活动以庸俗化误导青少年的倾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石激起千层浪，新闻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网上的激烈争论。面对争论和主办方的回应，刘忠德4月28日就其批评“超女”一事召开说明会，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再次指出低俗的娱乐文化给青少年所带来的巨大危害性。刘忠德说，“超女”在整个大的环境中造成了一个极坏的影响，它使青少年放弃了对学习的关注，希望能够一夜成名，一日暴富，从而使许多年轻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着变化，认为不需要经过多少努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成功和辉煌。他认为当前娱乐文化的恶俗化倾向对青少年的毒害是深远的，对教育是极大的破坏，并建议有关管理部门加强监督管理。

　　讨论应该是平等的

　　刘忠德在说明会上首先强调说，在这个领域的讨论应该是平等的，不要动不动就来个政治帽子，说批评“超女”是“专制时代的遗风”，“违反宪法”。就拿违反宪法来说，任何人和娱乐公司都有权利制作任何节目，这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但是一旦在社会播出，用大众媒体把它送到社会上去，那么就不是他自己的权利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到社会其他人的自由。例如，它影响到父母保护子女、教师保护学生自由的权利，所以公众就有权批评你，有权提出不同的意见，有权建议有关部门取缔不良的节目，也有权对管理部门提出建议。

　　看到“超女”主办方某位年轻负责人在媒体上发表的“不屑一顾”表态，这位73岁的前任文化部长风度儒雅而严谨地说，“你不屑刘忠德可以，但不顾社会舆论是不行的。”

　　面对有人说“这是孩子的事，大家别去管，也别指责孩子”，刘忠德说，孩子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是祖国的希望，他们思想敏捷、富于创造力，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在进步，也看到了中华民族永不停息的脚步声。我不是在指责孩子，是在呼吁政府的有关部门加强对青少年的正确引导，通俗艺术、娱乐文化更存在正确引导的问题。孩子辨别是非能力弱，价值观还不成熟，容易受影响，包括错误东西的影响。而“超女”现象对教育有极大的破坏。年轻人应该分秒必争地学习，而“超女”却在宣扬一夜成名和一夜暴富。很多人给我打电话说孩子看“超女”、参加“超女”比赛让很多孩子痴迷，学习成绩下降。有一个北大的教师，一直想提出反对“超女”，但又怕跟“超女”的支持者产生矛盾。有的父母哭着跟我讲，看到孩子们看“超女”节目急得要哭，但没有办法。媒体对孩子们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好像不了解“超女”就很落伍。有些教师对于他们的学生不上课去参加“超女”，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也非常恳切地呼唤社会给学生一个健康的心理和成长环境。

　　刘忠德说，我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我看到这种社会现象心里非常焦急。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讲，一个年轻人要脚踏实地地走自己的成才之路，好好学习，“超女”宣传了一夜暴富、一夜成名。实际上，我很赞成有的学者讲的，就是有一夜暴富、一夜成名，其几率是很少的，大多数青年还是通过艰苦的奋斗创造出自己的事业的。

　　低俗文艺的冲击不可低估

　　刘忠德说，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发表这个看法，不是从4月20日才有的，已经是由来已久了。我是有理论根据和理论基础的。我们党和国家强调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艺术是青少年最容易接受的、最感兴趣的、最具影响的一种形式。一部文艺作品，可以影响一代甚至几代人。然而，近些年来，我们的文艺节目和作品中，那些低俗的、不健康的思想和拜金主义的浪潮，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社会，包括我们的青少年。

　　有人说“超女”去年为国家创造了几十个亿，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以整个社会的堕落去换取经济的发展。文化产品不论它们是否以物质形态表现出来，都和物质产品一样，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而且它的使用价值，是在流通过程中，按商品交流的形式在满足他人的社会需要以后实现的，所以它具有商品属性。但是，文化产品又有与物质商品不同的特殊性，它不能像物质产品那样完全由市场来选择和决定它的兴衰存亡。

　　“超女”是市场选择了它，但是政府部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辨别清楚它的好与坏，以一些出丑的表演为乐事就是对社会、对儿童、对青少年和观众的毒害。色情和毒品也同样可以创造高利润，但这是国家不允许的。不一定收视率高就是好作品，在一定条件下收视率不高也不能说就不是好作品，我也不主张高雅艺术就没有收视率，应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才是好作品。

　　刘忠德说，我把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归纳成四点：一是文化产品生产目的与物质产品不同。物质产品的生产目的就是为了交换，为了供应市场的需求。而一切真正的艺术生产，虽然在客观上也存在着为交换而生产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是创作者充满激情的个人创造和人格力量的体现。所以马克思讲：“如果诗人把诗当作手段的话就不会再是诗人了。”二是一个人的劳动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物质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可以计算的，一个文化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很难计算的。第三，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社会，像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也很难实行文化产品的等价交换，在我们的当今社会也是很明确的，一本言情小说就可以卖高价而学术著作却无人问津，所以贝多芬说他在晚年的时候几乎到了行乞的地步，当时的曲子只能卖40杜拉，现在是无价之宝了。第四，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像物质产品那么固定，比如，一个杯子它的使用价值都是作为饮具，而一本《红楼梦》，有的人拿它研究社会研究文学，而有的人就把它当成言情小说看等等，这与读者的观念、感情、情绪、修养都有联系的，所以我说绝大多数文化产品具有商品的属性，它应该进入市场，受市场法则的影响去运行，调剂艺术生产，但是文化产品不能像物质产品那样完全由市场来选择和决定它的兴衰存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应该给我们的青少年多一点崇高和忘我的精神，要引导他们健康成长，而不是相反。

　　刘忠德说，我并不反对通俗艺术，任何一个艺术门类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通俗艺术也是其产物。经济发展了，大家必然要有文化需求，通俗艺术最能快捷地满足这种需求，大家喜欢通俗艺术这是可以理解的。通俗艺术也对社会稳定、文化娱乐生活领域的满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主张艺术要雅俗共赏，这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监管

　　刘忠德说，面对我们国家目前文艺发展的这种状况，有些人敢怒不敢言，我很理解大家，也不要求所有人都像我这样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处境。我也多次讲过，我们国家的政协、人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和议会，他们可以和政府部门，和执政党是对立的；我们是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职能，为了共同的目标来工作的。我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我是希望政府部门要加强管理，并不是指责他们。

　　他说，关于类似“超女”的活动，能在广电总局网站上查到相关文件。文件相关规定一共有10条。批文中规定，“超女”这类节目“必须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三贴近’原则，各类赛事活动要积极向上、健康高雅、愉悦身心、陶冶情操，体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在电视上还是看到这些孩子在出丑，有的着装暴露，在满足一些人的猎奇心理。

　　文件中第四条指出：“全国性或跨省（区、市）赛事活动参与性强，影响面广，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要对赛事活动的播出加强把关，不得随意炒作，避免炒星、追星等负面效应。分赛区活动不得在当地省级卫视播出。播出的节目要力戒庸俗、低俗的现象，不能迎合少数观众的猎奇心理、审丑心态。”而4月22日中午12点45分播出的海选节目，前后共3个小时，内容跟去年类似，唱歌不好听，还穿着奇装异服，多以选手出丑搞笑为主。“超女”的分赛区活动已经上了电视，本身就是违规的。刘忠德表示，网民和“超女”本身无可非议，而管理部门和主办机构要有责任感。刘忠德提醒有关部门要注意已经颁发的文件的执行力，更应该支持正确的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