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孩子有两种，段暄属于老实的那一类。他从小在北京酒仙桥一带长大，那里是工人阶级居住的地方。段暄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滋生了一身市井气和野孩子味儿。我跟他一起吃饭，有好几次没带打火机，他扭头走向邻座：“老哥，借个火儿。”一看那做派，就跟劳动人民是一家人，所以对方马上就把火机打着凑到他嘴前为他点烟，然后还说：“干脆你把打火机拿走得了。”

　　工人阶级孩子的体格都无比好。《足球之夜》有个足球队，段暄司职前锋，有球没球都像疯子一样狂奔。后来他主持《天下足球》、《足球彩经》等足球节目成了名人，有小球迷拿个足球让他签名，还让他写句人生格言。他写下四个歪歪斜斜的字：“衔枚疾走”——确实，对于在球场上大半时间摸不着球的他来说，这种境界无疑是其至高梦想。

　　段暄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关于这所以培养传媒人才和电器维修人员为己任的大学，在北京的高校圈里以其暴躁的观众风格而著称——哪怕你唱得好好的没招谁没惹谁，台下依然是高昂的嘘声和密集的纸飞机伺候。换句话说，如果能在广院的舞台上完整表演一个节目，以后你就是为慈禧太后演出都不用紧张了。而就在这样有凄厉北风吹过的狼窝里，段暄居然能顺利毕业，并且还当了国际新闻系的班长，其生存能力和狼性之强，足可见一斑。

　　这种狼性按理说只要一走出校门，就要被修理掉的。遗憾的是，他毕业后没经过什么锤打，就直接进了《足球之夜》。当时的《足球之夜》，既不能维持计划体制那一套，又做不到按商业化运营，所以提倡一种同仁化。大伙甩开膀子，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种倾向使得《足球之夜》在那几年保持了天马行空的灵感和革命主义的激情，而其副作用就是，没有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段暄在这种环境中，得以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其狼性。

　　在我看来，《足球之夜》能够安全生产好几年没发生过事故，简直是老天对他们的施恩。就拿段暄这小子来说，他大大咧咧、丢三落四的样子，经常能气得人直喷响鼻；第二天要转播比赛，当天晚上哥几个可能为一桌麻将斗个通宵；一小时后就要播出了，他还在编辑台前叼着烟卷儿抠脚；在我起初认识他的几年里，永远是大裤衩拖鞋来上班。

　　如今，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离开了《足球之夜》。球迷每周的节日变成了球迷每天的节日，摊子越铺越大，人越来越多，当然要有管理制度来制约，哥几个不能再靠相互之间骂骂咧咧踢几下屁股来做事情了；而当年的年轻人，他们成了家，当了父亲，买了房子，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饭碗意识越来越强，即使有笑容，也像是被挤压出来，而不是原来那样流淌出来的了。

　　总是长在别人身上的伤口，才让自己看了疼。看着段暄的“体制化”过程，虽然挣得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大，但变得越来越规矩，体型越来越臃肿，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拘谨，说起话来越来越客气，心里真的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而生他养他的酒仙桥一带，如今劳工阶级疾苦难当，一些所谓的艺术家乘机进驻，把798厂搞得乌烟瘴气，不提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