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中国核试验

　　编者按：张贵友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军教片导演，从1969年开始，他受命前往罗布泊，秘密拍摄我国核试验的电影资料，前后历时15年，亲自经历了我国各种类型的核试验，记录下大漠深处核参试大军的勇敢与艰辛。他执导的《东方巨响——中国两弹一星实录》，荣获中国电影界最高奖项华表奖和金鸡奖。2006年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由他撰写的《我拍核试验》一书，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本文是其中部分精彩章节摘录。

　　撰稿／张贵友

　　补拍出来的经典镜头

　　在“兵十号”（编者注：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队代号）的摄影队伍中，有一个常闹哮喘的摄影师，工作一累起来，就喘着粗气，脸憋通红。他人缘好，人们叫他“老喘”他也毫不介意。领导为了照顾他，分给他的任务常是拍摄较为固定的烟云火球，协助遥控摄影设计镜头等等，而那些“零后”进入沾染区冲冲杀杀的抢拍任务就没他的份儿了。即便这样，他的工作仍是做得十分出色。

　　这位摄影师名叫杨映梅。

　　在第一颗原子弹的拍摄中，杨映梅曾为人们留下了两组难忘的镜头：一组是壮丽的火球烟云，另一组是部队官兵的欢呼跳跃。我也很喜欢这两组镜头。的确，它壮了国威，壮了军威，让中华民族扬眉吐气。

　　然而，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那组“欢呼跳跃”的镜头，是后来补拍出来的。

　　1997年9月，我再度踏上马兰那块令我魂牵梦绕的土地。陪同我们工作的马兰基地彭忠友干事，向我求证在部队里流传的关于“欢呼跳跃”镜头是否为补拍的事，我听了既感新鲜，又不知如何作答。

　　彭干事告诉我，据传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八一厂的摄影师们也和部队官兵一样，激动万分，高兴得把机器一扔，光顾着蹦啊跳啊的乐了。当欢呼结束了，才想起镜头没拍下来。于是赶快请示领导，再补拍一次，“现在用的镜头，听说是后拍的？”我只好笑着回答：“我还真没听过这种说法。因为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我也没有参加，所以不了解情况。”

　　直到2001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组对我们采访时，才真相大白。

　　2001年9月26日，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录制现场。那天邀请的嘉宾有五个人：八一厂的杨采、段仁宗和我；解放军画报社著名摄影记者孟昭瑞和当年带弹着陆的空军英雄杨国祥。

　　在《实话实说》栏目作客，谁也不能说假话，谁也不能瞎编。当崔永元问到原子弹在飞机上投不下来时害不害怕，我的回答是：“不害怕，但很紧张。”

　　轮到杨采主任回答完这个问题时，“欢呼跳跃”那组镜头的老底便给揭了出来——

　　杨主任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和杨映梅等摄影师及另一位编导廖峰在指挥部。因为是头一次核爆炸，重点得先把景象抢拍下来。所以，当他们拍完烟云后，发现距他们不远的小山包上数以千计的部队官兵和参试人员及从北京赶来的科学家们还在纵情欢呼，就飞跑过去。但到了那里一切都已结束了。经请示领导同意，导演杨采和廖峰组织补拍了这个历史性镜头。那时的部队，把上电影看得十分神秘，何况又是这样一件国家大事，心中正有爆发不完的激情和喜悦，补拍时的动作做得比自发的还要卖力，结果一个战士因腾跳过力而摔得仰面朝天。在细心的杨映梅的坚持下，镜头又重拍了一次。

　　看样片时，那组欢呼的镜头，特别是那个仰面朝天的战士，情绪饱满，真实自然，效果很好，自然受到编导杨采和廖峰的青睐。当然，影片公映后，这个镜头也受到了观众的普遍喜爱。看到这里，观众们常常是笑声一片，掌声一片。

　　不该发生的故事

　　在马兰的核试验中，曾有这样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

　　核爆即将开始的时刻，基地运输连的一名司机执行任务匆匆赶回场区。这时，场区内的战士已戴好护目镜，做好了参观的准备，等候那辉煌的一刻。这位司机要求和大家一块儿参观。连长对他说：“护目镜没了，你赶快卧倒，用双手捂住眼睛，等零时过后再睁眼参观。”

　　在核试验场上参观，首先要注意的是对光辐射的防护。它是原子弹施威的第一遭杀手。光辐射又称热辐射，它来源于炙热的火球，轻者可损伤视觉器官，重者可将人员烧伤致死。一般都要求参观者佩戴可降低光效几万倍的护目镜，或背向爆心卧倒。

　　这位司机常年执行的任务是从吐鲁番往场区运送器材。他已经历了五次核试验，可都是在远离核爆的途中。也许他太想看看咱们中国自己原子弹的火球了，连长的叮嘱他没放在心上。

　　这时，参观台的喇叭里传来报时员的倒计时：“10，9，8……”连长也再一次地发出命令：“快吓倒，捂眼！”

　　在这紧要的时刻，只一念之差，这位司机做出了自己遗憾终生的决定：他只捂住了一只眼睛。

　　原子弹爆炸了。随着核爆炸光辐射的一遭强光闪过，整个天地瞬间化成白昼，多少人的脸膛一阵发烫，场区内的千百件可燃物刹时腾起烈火。这道强光，也同样射向那只没有防护的眼睛。无情的烈焰，永久地夺去了一只眼睛的光明。

　　这个真实的故事，一年又一年地教育着后来的参试者。

　　事有凑巧。后来我遇见了一只和这位司机命运相似的小鸟。

　　那次，当一声核爆的巨响过后，我们制片厂的摄影车像离弦之箭紧随防化兵的侦察车冲向爆区。我对司机小王说：“别急，开稳点！”在我的提示下，车速放慢了，我注意观察着路边的景象。一个小土包上有个什么影子晃动一下，仔细一看，是只小鸟。

　　我们停下了车，一步一步地向小鸟靠近。我叫不出小鸟的名字，它很像只麻雀，但比麻雀要大得多。面对向前走动的我们，它一动不动。我轻轻地举起了摄影机，马达一开，机器哗哗地响了起来。小鸟依然没有惊跑。也许是机器响的时间长了，终于被唤醒的小鸟将头缓缓地转了过来。一只明亮的眼睛对着我的镜头眨了两下，而另一只眼睛则是流泪紧闭。拍到这里我已明白，在核爆炸的时候，一定是它的一侧朝向爆心，使小鸟的一只眼睛遭到了光辐射的烧伤。我的心一阵酸楚，对小王说：“你把它拿上汽车，咱们好好照顾它的生活。”

　　司机说：“我看，还是先别把它往爆心带，剂量“吃”大了，等于再害它一次。”

　　于是，我对小鸟说：“你别动，在这儿好好地等着我们，晚上我们来接你。”

　　我们继续向爆心驶去。那一天，我又是一个丰收的日子。遭受核袭击的核试验场，给人以“火海、死亡、毁灭”的感受，越是靠近“爆心”，这种感官刺激越为强烈。建造的房屋由远距离的倒塌到近距离的一片瓦砾；各种可燃物由远距离的一片火海到近距离的满地灰烬。越往里走，越像步入恐怖世界。一步一个惨景，处处是我想要拍摄的镜头。直到夕阳西下，我们才收机回家。

　　当我们返回到那个小土包时，没等我说，小王就主动停了车。令我们失望的是，土包上没有那只小鸟。我们用手电找了几圈，依然没有找到小鸟的踪迹。

　　我们无言地离去了。之后的年月，我总是惦着那只小鸟，它只剩下一只眼。还有那位天真的司机，他们生活得还好吗？

　　为原子弹“心脏”主刀

　　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故事人们已经知道了许多。但是，你知道第一颗原子弹核心部件的加工者是谁吗？

　　1997年，当八一厂要制作《东方巨响》纪录片的消息在报端传出后，王晓棠厂长很快收到一位上海热心观众的来信。之后，作为影片导演的我便与这位同志书来信往，建立了朋友关系，而且他还成了《东方巨响》影片中重点介绍的人物之一。八年之后，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栏目也盯上了他，并把他请到北京，为他做了一个专题节目《火红的年代》向全国播放。

　　这个人就是原公浦，在中国的原子弹核心部件加工史上，他有一个雅号，叫“原三刀”。

　　原公浦的老家在山东，因生活所迫，很小就跟随哥哥到上海一家私营工厂当学徒。上海解放后，在党的关怀培养下，他很快入团入党，迅速成长为一名进步青年。

　　1959年，新婚燕尔的原公浦，对生活充满了幸福的憧憬。正在这时，国家二机部到上海选调优秀技术工人，说是要去西北从事一项很重要很保密的工作。原公浦连妻子郭福妹也没告诉，就立即报了名，闹得老岳母直埋怨他：“你一个人去西北，我女儿怎么办呢？”

　　其实，究竟要去哪里，要干什么工作，当时连原公浦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认准一条理：那是党的需要，是国家的需要。

　　当原公浦来到北京，听完二机部宋任穷部长的报告，他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号令，去搞原子弹，是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可把他高兴坏了。毛主席说了，没有原子弹和氢弹，我们说话人家就不理你。为了给毛主席争气，给国家争光，原公浦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从那一刻起，他西出阳关，来到了甘肃大漠深处的戈壁滩上，一干就是三十四年。

　　原公浦工作的核工厂后来被人们称为“原子城”。那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他立下誓言：“不攻下核部件，死不瞑目。”

　　第三年，原公浦的妻子也来到他的身边。

　　1964年初，中国原子弹研制生产到了最后一关。

　　这最后一关，是要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铀球。铀球的生产工艺水平要求极严，不仅要求光洁度高，能照出人的面孔，尺寸也不能差一丝一毫，误差不能超过一根头发丝的五分之一。

　　在今天精密数控的机床上，完成这项任务也许算不得什么难事。而那时只有一台球面机床，刀具磨损快，常使加工精度达不到要求。同时，核心部件——铀球的贵重，也增加了生产的艰难。在美国，当时一公斤铀235的价钱为1500多万美元。

　　关键的核心部件铀球，应由最出色的车工来加工完成。在众多的优秀车工技术选拔中，六级车工的原公浦技高一筹，被领导选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心脏” ——铀球主刀加工的重任落到了原公浦的肩上。

　　从那时开始，原公浦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封闭式技术攻关，使用代用模拟部件反复进行操作训练。他早起晚归，加班加点。按理说，进入污染区每天只能工作6小时，可原公浦一大早进去，到摸黑才出来，有时候一天竟苦练20个小时。回到家里躺到床上，满眼都是铀球、铀球、铀球。妻子发烧39．8摄氏度他不知道，妻子流产了他也不知道，只顾一个人埋头操练。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经他训练使用过的代用模拟钢球就堆了一大堆。由于劳动强度太大，他消瘦了，体重一下子减轻了15公斤。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苦练，原公浦的熟练程度上了一个台阶。他可以做到闭上眼睛都能摸到车床上的每一个手柄和加油孔的位置，一听声音就能判断出哪个齿轮出了毛病。即使在窥视窗亮度极低，且又戴着口罩和双层手套的情况下，他也能准确操作，要车几丝就是几丝，绝无半分误差。

　　……

　　1964年4月30日晚8时，而立之年的原公浦终于迎来了英雄用武的时刻。

　　这一天，加工班班长原公浦及负责监护和记录的技术人员早早地来到车间。二机部主管生产的副部长袁成隆、总厂和分厂的主要领导也来到车间门外。党委王书记走过来亲切地说：“小原，党和人民的千斤重担落在你的肩上，要干好哟！”

　　“请领导放心，我们保证一定拿出合格的产品！”

　　说完，原公浦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的口罩，套上双层乳胶手套，像登月人那样，一步一步地走上操作台。

　　高大的厂房笼罩着一种异常的气氛，白炽灯发出耀眼的光芒。车床边，原公浦已将核心部件的毛坯夹在真空夹上。这时，工程师祝麟芳看了一下手表，下达命令：“开始吧。”

　　然而，原公浦迟疑了。他望着夹具上的毛坯，心里在暗暗地想，这可是地地道道的高浓缩铀235原料哇，这是真东西，操作一定要当心啊。国家的责任重于泰山。他又把准确操作动作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可以进刀。”站在车床另一边负责监护的同志，看到原公浦迟迟不肯下手，提醒了一句。

　　‘啊。”原公浦应了一下，开始进刀了。操作手柄在灵活地转动，合金刀下，毛坯部件的切屑沙沙落下。原公浦的一双眼睛盯着夹具上的毛坯，随着咝咝转动的机床，他的心也在阵阵地收紧，汗水不知不觉地浸透了防护服。

　　人们可能并不知道，为了生产这小小的铀球，中国已经摸索了10年：1954年，广西发现铀矿；1962年，包头核燃料元件厂投产；1963年，衡阳铀水冶炼厂投产；1964年，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合格产品……

　　接下来发生在操作车间的一切，美国人约翰·刘易斯在《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

　　“当铀球在夹具上夹好后，出了问题。原公浦面对从未遇到过的现实，失去了沉着，显得很慌乱。他突然意识到他所承担的风险。因为他此刻要加工的是极其致命的铀球，而不是钢球。他的工作决定着数万人为此奋斗10年劳动成果的成败。他担心严重事故带来的后果，他一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故，就禁不住双手发抖。由于双手不断颤抖，结果使铀球掉到了切屑盘中……

　　从清晨忙到深夜，处于极度疲劳和高度紧张中的原公浦，被这意外的情况吓了一大跳，顿时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在操作间外的领导同志，闻声都进来了。总厂周厂长问：“怎么样，小原，行不行？”

　　“今天是不是不干了，过了‘五一’节再说吧？”负责记录的技术员提议。

　　“继续干！大胆地干！”工程师祝麟芳鼓励原公浦：“小原，这项工作对你来说不成问题。失误不是由于缺乏经验，而是机床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你一定能干好！”

　　原公浦喝了同志们送来的牛奶，又坐了一会儿，定定神儿，心情果然轻松了。

　　祝工程师的话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原公浦抖起精神，鼓起勇气，信心十足地第二次走上工作台，再次转动了机床的手柄。

　　这一次，原公浦显得异常的镇静。机床的手柄在他的手中缓缓地转动，核心部件的毛坯在他手中悄悄地改变模样。人们屏住呼吸，听着那咝咝的进刀声。

　　窗外，吹着轻风。远山，披上神秘的夜色。

　　终于，只剩下最后三刀了，这是关键的三刀，车多了，整个铀球就要报废，数万科研人员忙了10年的成果就要在他手里泡汤；车少了，达不到标准，产生了硬化层，就加工不了了，铀球不能拿去组装，原子弹也就不能爆炸了。

　　原公浦报告：“我要加工最后三刀了。”

　　祝工程师批准了他的请求。原公浦全神贯注，车一刀，停下来量一下尺寸，然后进第二刀，再停下来仔细测量，就像为一位总统做心脏移植手术那样认真。车完最后一刀，原公浦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几乎是瘫倒在地上。

　　1964年5月1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劳动节。这一天凌晨，在原公浦的精心操作下，经过在场同志的协力奋战，中国原子弹的铀球终于诞生了。检查员报告：核心部件的精确度、同心室及尺寸等各项数据全部达到设计指标。

　　同志们一拥而上，把原公浦高高地抛向空中。原公浦和他的同事们，用普通的机床，加工出高精度的产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关键的三刀，从此原公浦便获得“原三刀”的美称。

　　铀球加工胜利完成。人们已真切地听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脚步越走越近了。

　　过了四个月零16天，罗布泊上空，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到这时为止，原公浦一颗悬着的心，才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