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竞争走进“现在时”
剩下的7个月，是中资银行提升核心业务竞争力的关键时刻。
撰稿／陈统奎
7个月后，中国银行业将履行入世承诺，向国外金融机构开放市场。中国金融界的当家者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国外的金融航母将挟知名的品牌，数百年的金融文化，跟中国的银行同台竞争。
风平浪静的博鳌，美林国际、里昂证券、汇丰银行等的国际金融家和中国金融界高官们坐到了一起，纵论即将到来的竞争。对他们来说，这场竞争几乎已是“现在时”。
尽管银监会常务副主席蒋定之的演讲充满乐观情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先生的演讲同样鼓舞人心，然而，人们依然要追问：中国银行业真的准备好了吗？
从行长到董事长
4月22日下午，博鳌索菲特国际会议中心，将要举行的是美国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斯蒂芬·罗奇的特别演讲会。出乎意料的是，演讲开始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走到麦克风前，隆重介绍这场演讲会的主持人。这在2006年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特例。
由秘书长亲自推介的这位主持人正是百万年薪的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先生。有趣的是，龙永图总是念不顺“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屡屡出现“口误”，把他的头衔念成“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然而，龙永图的“口误”让大家记住了这个重大变化，从“行长”到“董事长”的变化。
郭树清的头衔变化本身正是中国银行业股改的一个标志。
2005年3月，郭树清当选新改制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几个月后，编号为00939的股票正式在香港上市，中国银行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建设银行率先在境外上市。中国建设银行摇身一变，由国有银行转变为公众可以持股的股份制银行。
至今，中国已经有5家股份制银行挂牌上市，交通银行则早于建设银行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而中国银行与工商银行的上市时间表也已初步确定。“对于中资银行，上市可以帮助弥补资本充足率的不足，引入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同时优化股权结构，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长期以来，国内银行业为促进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支持国有企业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的风险和历史包袱，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
“远的不说，2002年我们4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在26％……也有其他专家计算不止26％……有的外国专家说，中国离爆发金融危机只有一步之遥。”这是郭树清演讲的开场白，描述了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背景。
短短3年，中国就成功扭转了这个局面。
“1998年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补充4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对原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改革重组决策的同时，动用外汇储备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补充资本金，同时还剥离了不良贷款。”银监会常务副主席蒋定之介绍道。
2003年初才成立的中国银监会在银行业的指导和监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2003年底到2005年底，中国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由8家增加到了53家。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资产占银行系统总资产的比重上升到了75％。从2003年底到2005年底，中国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从17．2％下降到8．9％。
中央政府以罕见的力度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注资的同时，还大力推进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改革的方向非常清晰，即要中资银行逐渐脱离国家的保护，寻求新的自主经营模式。以115家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为例，到2005年底国有企业法人股、地方财政股、外资股、民营资本股分别是41．66％、17．34％、4．17％、29．42％，实现了股权结构和风险分担多元化。
“在多方利益主体情况之下，国家财政不可能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埋单，因而从体制上来讲消除了国有商业银行指望国家救助的道德风险。”蒋定之斩钉截铁地说。
对于国内质疑中资银行海外上市“为了补充资本而去圈钱”，蒋定之回应说：“国家有能力为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实现彻底的财富重组，上市不是为了筹集资本金，其根本目的就在于将国有商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
蒋定之还强调，银监会目前的工作重心主要就是进一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然而股改只是国有四大银行迈向公司治理的第一步，是手段而非目标。从“行长”变成“董事长”容易，但是要形成科学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则就不那么容易了。
热议战略投资者
随着中国银行业履行入世开放承诺最后期限的接近，外资金融机构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各大银行海内外上市或者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成功启航，中国银行业面临了一个更为复杂，更具有挑战性的竞争环境。此外，改革者将不得不应对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心理环境。
仅就引进战略投资者一举，质疑和责难就此起彼伏，盛行的一种说法是：国内各银行一窝蜂地引入外国的战略投资者是在贱卖国内银行的资产“中国金融业是高利润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将巨额财富拱手送到境外”。以建设银行为例，“美洲银行花20多亿美元就堂而皇之地进来，分享建行在国内的1．4万家网点和12％中国金融市场份额，坐享红利。”
并没有人否定这个事实。美国银行以约1．19元的价格入股成为建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随后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从2．35港币的招股价一直升至目前3．65港币左右，毫无疑问，从股价收益上，美国银行获利颇丰。一时间，“贱卖”声不绝于耳。
在博鳌，郭树清又一次面对尖锐的质疑。他解释说，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蜂拥而入，全球可能成为合作者的不过十几家，然而“真正有愿望、有实力，而且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的更是少之又少”，是双方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才确定下来的市值，郭树清承认给了美洲银行“特殊的优惠”，不过也换来了美洲银行的技术服务和风险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郭树清强调了时间问题，“它们进入比较早，时间本身是有价值的”。诚如郭树清所言，在最后期限里，时间就是价值，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紧迫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郭树清甚至对记者说，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
对中国来说，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一个直接好处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结构国有独资的单一性。截止到2006年1月，中国已有18家境内商业银行引入了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入股总金额已近180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20％左右。令人惊叹的是，短短2年多时间中国就做到了这一步。
等待或者延缓改革进程都是中国银行业承担不起的改革成本。
“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对这种外国的战略投资者有所质疑。”在汇丰银行董事长郑海泉看来，引进外国的战略投资者是中资银行选择合作伙伴的过程。蒋定之先生则说，中国银行业通过引资来积极促进引智方案：与境外投资者签署协议，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投资银行，业务发展（银行卡，现金管理，财富管理等），产品创新，银保合作，绩效激励机制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战略合作。
此前，郭树清曾对记者如此表态：“中国的银行不开放，不引进战略投资者，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自己搞好，但时间上可能要更长些……战略投资者的进入，可以加快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
仔细辨析这番话，其间隐含了这样一个前提：中国已经很难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来改革中国的银行业，而必须借助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
耐人寻味的是，目前的外国投资都是比较小的，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在中资银行里只能持有少量股份，但是外国战略投资者依然充满兴趣，“如果他们不和本土的银行进行合作，他们无法取得成功。”美林国际董事长伟凯文解释说，全球的银行业均出现一种国家化的倾向，比如澳大利亚在1980年代向外资开放金融市场，但是澳大利亚的银行还是控制了80％的零售业务。
在博鳌的演讲大厅里，主席台上的金融家和中国金融官员们纷纷回应对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质疑，对战略引资大加赞赏。但是，观察中国银行业这一轮的“引资改革”，战略引资也对公司治理以及管理带来了不少挑战，比如部分中资银行在战略引资过程中，过分依赖境外投资者来改善治理结构，而交流的困难和文化的差异，加之外方投资者对中国国情和监管办法又未有足够的了解，使得“引智”效果大打折扣。
而有的中资银行寄希望于完全依赖外资金融机构来帮助建立风险管理体系，鲜有对风险文化的建设，在他们看来，风险管理不过是设立了风险管理部门，或者建立了风险管理模式，或者开发了一套系统。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如果过分依赖境外投资者的专家和管理人员，可能会导致改革不彻底或者延误改革时机的情况。”“德勤中国”在博鳌发布专项报告提醒中国改革者，中资银行的内部管理问题必须通过中资银行本身持续不断的改革才能解决。
期待多样化
“非常遗憾的是，有效的金融工具太少，所以我们很大的程度上还是依赖贷款。”这是郭树清董事长在博鳌的一声感慨。
头衔由“行长”变成“董事长”，一张嘴就是“赚取利润，回报股东”，郭树清环顾四周，发现除了买国债，或者买企业债，商业银行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贷款的利息来取得利润。
郑海泉直言，中国的银行收入主要来源就是靠“吃利息”。
美林国际董事长伟凯文深有同感，他指出，中国主要几家大银行的收益都是靠利息，而佣金等中间业务收益在中国的银行收益中占很小一部分（2003年只有不到8％）。相比之下，汇丰银行只有43％来自利息收入，美洲银行则只有40％。
“除非银行能够有多样化的收入的来源，它们才能够降低风险……如果只有一种来源的话，它们是非常脆弱的，”郑海泉警告说。他为此建议，“政府需要仔细考虑，是不是应该允许银行进入其他金融服务领域，使银行风险能够加以分散，特别是在利率的风险方面。”
李剑阁透露的一个利好消息是，中国准备在时机成熟时推出股指期货等产品。“外汇衍生品的进一步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所的设立，权证的上市以及渐露端倪的股指期货，股指期权等都预示着2006年将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创新年。”“德勤中国”的专项报告评价说。
在最后期限里，中资银行还有很多业务需要拓展，很多产品需要开发，剩下的7个月，是中资银行提升核心业务竞争力的关键时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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