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3日是挪威杰出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逝世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戏剧大师，北京举办了“中国易卜生年”活动。

　　易卜生1828年3月出生于挪威南部小城斯基恩，后来家道中落，16岁时当了药店学徒。他1848年开始写作诗歌和剧本，第一个剧本是三幕诗剧《凯替莱恩》；1851年开始职业戏剧家的生涯。1864年，易卜生离开祖国，在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侨居20余年。他一生共写过26个剧本和许多诗篇。他的剧作对现代戏剧发展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故而被称誉为“现代戏剧之父”。

　　在易卜生的创作生涯里，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易卜生身体力行地倡导挪威民族戏剧。历史上挪威很长时间受丹麦统治，没有自己通用的文字，挪威的民族文学也不被重视。易卜生自幼学习的也多半是丹麦的诗歌、散文等，然而他在家乡时接触到不少挪威古老的民歌、传说、童话、史诗，心灵深深地被本民族文学艺术所打动。1848年，在欧洲革命运动的推动下，挪威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易卜生也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开始戏剧创作，尝试建立挪威民族文学语言。由于易卜生的倡导和实践，挪威戏剧以其独有的特色震动了欧洲文坛，大大提升了挪威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二是易卜生创作了一批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社会问题剧，这是易卜生创作中最有光彩的亮点，重要剧作有《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这些问题剧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反映社会现实鞭辟入里，振聋发聩，其尖锐性和深刻性都达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高峰，震动了欧洲乃至世界剧坛。

　　写于1879年的《玩偶之家》是易卜生的代表作。剧本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婚姻及其伦理的虚伪性，抨击了男权社会的不合理制度，它是一个要求与男子平等的女子向社会的公开挑战，最后幕就落在挪拉出走的碰门声中。英国大戏剧家萧伯纳曾说：“在她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更有力量。”

　　他的另一部问题剧《人民公敌》，写主人公斯多克芒从北方来到南海岸城市的一个游客众多的浴场当医官，但斯多克芒发现皮革厂的污水污染了温泉，危及人们健康。他提出关闭和改建浴场，并要公开揭露事实真相。此举直接触犯了浴场主们和政府官员的利益。他在市民大会上被围攻，并被宣布为“人民公敌”。作品充满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

　　易卜生对中国戏剧产生过重大影响。早在清末民初，我国翻译家林纾就把《群鬼》译成中文。易卜生逝世的第二年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篇文章里推崇易卜生“瑰才卓识”，“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1914年，春柳社首次把《挪拉》（即《玩偶之家》）搬上了中国舞台。“五四”时期，易卜生戏剧更如狂飙一般席卷了中国剧坛。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期推出了“易卜生专号”，发表了罗家伦、胡适合译的《傀儡家庭》（即《玩偶之家》）剧本以及《易卜生主义》、《易卜生传》等文章。接着，《群鬼》、《人民公敌》、《海上夫人》、《野鸭》等纷纷在中国上演。其中《玩偶之家》影响最大，“挪拉出走后将怎么样”成为中国青年和观众热议的问题。戏剧家欧阳予倩、洪深、曹禺等都受过易卜生的深刻影响。曹禺曾说：“我开始对戏剧及戏剧创作产生的志趣、感情，应该说，是受了易卜生不小的影响。”胡适的剧作《终身大事》、曹禺的《雷雨》、《日出》，都可以看到易卜生的影响。洪深更是直率地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做一个易卜生。”易卜生逝世已经一个世纪，然而他的剧作至今还活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我们从中还能汲取到丰富的精神营养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