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斯，长于斯。我们对自己民族拥有的五千年历史从来深信不疑，因为我们是华夏子孙。然而，一百年来，对中国是否真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国外学者却一直认为那只不过是史前传说，在西方学术界持怀疑态度的竟大有人在。因为在西方现代考古科学看来，没有考古遗存发现，没有文字记载，后世书中的记载就仅仅是传说。毋庸讳言，这一点的确曾经令中国学者尴尬。

　　历时5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性成果的公布，牵动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对于尤其喜欢追寻远古历史的人们，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五帝时期”的形成过程、五千年文明长盛不衰的原因，种种扑朔迷离的猜想渐渐走近历史真实的深处。

　　近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项目牵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接受了《思想者》专访。

　　满天星斗——多元起源的文明火花

　　中华文明到底起源于何时？上世纪90年代末,以多学科综合研究而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时期新的年表（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0年）。这一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时期。

　　那么，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何地呢？从古至今，人们一直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原文明当然是源头的源头。这种念头不仅普通人有，就是在考古学人和历史学人的头脑里也一直这样认为。然而，历史并不等于人们主观的简单臆断。

　　王巍说，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在中原地区以外不断的重大考古发现，原以为史前文化很不发达的地区却发现了距今5000年至4000年期间非常发达的史前文化，比如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地区，都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器、大型的神庙遗址、非常奢侈的墓葬……而这一切都说明，这些所谓的蛮荒之地的文化发展、社会演进程度绝不亚于当时的中原地区！“中原文明中心论”受到巨大冲击！

　　于是，我们开始认识到，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鼎盛，虽然是夏、商、周王朝，是在中原，但在此之前，至少是6000年到4000年前，中国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程度的发达文化，都在向文明迈进。所以中华文明并不是只在一个地方起源，然后辐射四周；而恰恰印证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各地都有文明发源的火花。

　　追溯过程——揭秘文明不曾中断的缘由

　　中国是地球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是惟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虽然缺少上古的文字记载，但这一切绝非无迹可寻。

　　王巍说，在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中，我们意识到中华文明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一个社会的发展总是经由简单的平等社会到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再到出现王朝、出现国家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研究的重心不应该仅仅在一个点上接触文明的起源，而应该从一个文明形成的全过程来研究。

　　多学科、全方位、多角度、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其中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选取了龙山时代和夏、商王朝时期进行研究。以商文明作为基点，由近及远，向上追溯夏代乃至尧舜禹时期文明的物化形式变化。而在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过程中，则由远及近，从源头追溯。以前，人们认为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比较典型——当时他们城邑里的主要生产者是奴隶，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虏。因此，过去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所谓国家就是地缘代替了血缘。

　　王巍指出，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和襄汾陶寺遗址大型聚落遗址作为主要参照点的考古发现，结合在安阳殷墟和陕西周人都邑的发掘与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包括到汉代以后），宗族势力是非常强大的，这种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及政治统治是合为一体的。王朝里的王既是政治统治者，又是宗族里的最高首领。而这个时期的主要生产者主要是本氏族的成员，虽然他们也是被剥削者，但不是外来的奴隶。这个特点在世界相当多的地域里是共通的。中华文明形成的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比较典型的发展道路。

　　“多元起源的文明火种，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汇聚中原，成为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的母体。”王巍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及相关遗址的研究发现，在龙山时代，中原地区主要种植粟类作物，到了夏代，水稻就比较多地出现，而到了商代小麦也开始被大面积在中原种植。同样，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间，玉器制作、冶金术、铜器的制作等方面都有了引人注目的进步。养羊、种植小麦、冶金术这些新的因素都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在中原的，它们的源头来自西边；而精美玉器则来自东边……

　　王巍认为，由此可见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从物质文明层面到精神文明层面都有一个对周围先进文化的吸收过程。所以，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汇聚”和“辐射”——在夏代之前主要是各地文化因素向中原汇聚；而商代以后则主要是发达的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当然，汇聚和辐射从来都是双向并存的。而中原文化强大的吸收能力则是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久弥新、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四大遗址——再现灿烂的上古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专家们通过2004年~2005年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揭示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社会发展变化的脉络。

　　在河南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城镇西部的原王城岗遗址，面积仅1万平方米的两座小城以西新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晚期大城遗址，其面积约在30万平方米。有学者认为，小城有可能与禹的父亲鲧“作城”有关，而其兴建年代略晚于小城的大城则可能与“禹都阳城”有关。

　　在夏代中晚期都城所在地的河南洛阳盆地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了相当于紫禁城级别的夏朝宫城遗址。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宫城。城内发现了具有中轴线规划的四合院式的宫殿基址。

　　在山西襄汾陶寺发现了距今约4100年前，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大型贵族墓葬、观象与祭祀设施及大型仓储。不仅揭示了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展示了一个上古时期都邑聚落要素最全的标本，并且在以考古证明“尧都平阳”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在河南新密市新砦发现了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新砦期”（约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大型围壕与城墙及面积达一千多平方米的大型特殊遗迹，很有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

　　“这四大遗址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寺观象与祭祀建筑遗址。”王巍介绍，在陶寺大城的南边发现的这个天文观象台遗址大约距今4000年。这个由夯土台基和生土台芯组成的基址，总面积约1740平方米，台基直径约40米，面积约1001平方米。经解剖后发现：在弧形夯土墙的基础面上，被人工挖出了12道观测缝，每道缝大约10公分。所有12道观测缝都可以站在一个观测点望出去，看到太阳从它东边的塔儿山升起的不同位置，从而可以测定当时的节气。

　　王巍说，经过我们在那儿一年的实地模拟观测，从这些缝中，可以看到20个陶寺时期使用的重要节令日出，至少是与今天的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吻合的。开始我们还怀疑这是不是偶然呢？后来请了十几位天文学家（包括几位院士）来论证。经过实地观测和通过计算机模拟计算，天文学家一致认为这个遗址肯定与观测天象有关。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天文学界的热切关注，英国的《自然》杂志、德国的天文学杂志《Astronomie》都给予了报道，中国科学院天文史学家席宗泽院士称：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天文学的真正开端。

　　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血脉相连的记忆史，每一个国家都无不珍惜自己古老灿烂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溯绵延五千年远古文明的源头，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遗踪，初步勾勒并还原出模糊不清、真伪难辨的尧舜时代社会图景，为传承古老的华夏文明书写了极其辉煌的篇章。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的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探源工程已在“十五”期间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探索了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即尧舜禹和夏王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为主体，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省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共同参与了该项目研究。“十一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仍将作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