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最近几天，北大教授张颐武的一段言论，引来了极为强烈的反响，鞭挞者之众与支持者之少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争论，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基于一个错位的“标准”，即“孔子和章子怡谁更重要”或者“孔子和章子怡谁更能代表中国文化”。而事实上，仔细阅读张颐武先生的言论和发表背景，其实，他想表达的是“中国文化面对外国人的传播途径”或者“传播载体”，而不是“中国文化”本身。

　　张颐武先生发表的言论中最受关注的是两句，一句是“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大长今》就是韩国把低端和高端的文化打通的一个好例子。”另一句是“要像重视孔子一样重视章子怡，中国文化才会有未来。”

　　这两句话其实并没有问题，因为，张颐武先生显然是想讨论“高端文化与低端文化如何打通”的问题，即如何将高端文化通过一个合适的载体传播出去的问题。他的意思是，通过姚明和章子怡这样的“中国梦的文化想像”传递“孔子”这样的中国文化，而并不是说“孔子不如章子怡”。

　　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如果大家还记得电影《不见不散》，一定对葛优教ABC(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小孩)时的场景，他是从“你吃了吗”这种最具生活意味的问候语教起的，而不是《荷塘月色》这种更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文章；同样的道理，对于一个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外国人，一开始就告诉他“孔子学说”，他一定是难以理解，既然如此，选择一个更合适的“载体”，有何不妥呢？

　　再看张颐武先生发表言论的背景。他接受采访是由于《新周刊》“如何‘贩卖’中国文化”的专题中，探讨的正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要通过大众文化的出口才能流传出去”。

　　反观这些天如潮的评论，多为一边倒的指责，而评论者大多都是基于比较“章子怡和孔子谁更能代表中国文化”这一标准。

　　因此，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一争论是“无谓”的，它基于“误读”，而不是“事实”。

　　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