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彬，湖南广电局局长兼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董事长，电视湘军一号人物，一个创造许多奇迹的人。湖南电视10年的改革风云，都在他的挥斥方遒下一路挺进，他也因此被国内外同行封为“中国媒体产业化先驱”。

　　他出语精彩，善做类比；不屑套话，痛快利落。

　　他是个情感丰富的人，易动情，会落泪。兴之所至，也天真烂漫———模仿起人瘫在沙发上看电视呆如木鸡的难看样子，诙谐生动。而触及那些无法释怀的人与事，那些过往的得与失，他会发出幽幽的叹息，沉默，颓然，悲凉之外是深深的无奈。

　　“观众的需求是一个富矿”

　　1993年，43岁的魏文彬被上级任命为湖南省广电厅厅长，同时兼任湖南广电厅党组书记、湖南电视台台长，顿时集湖南省广电行业所有权力于一身。委以重权的知遇之恩，让魏文彬心潮澎湃，“当时，我下了死决心，非把湖南的广播电视搞好。”

　　他想了解国外的电视台是怎么发展的。找来资料，研究了一个月。“一看，就把人吓个半死。美国报纸的产值早就超过了钢铁业，一个好莱坞撑起了一个洛杉矶，人家的传媒集团一年能赚几百亿美金。这种刺激和伤害，非常非常大。”

　　“我发现我自己从事的是一个朝阳产业。观众的需求是一个富矿，谁找到了，谁就挖到了金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媒体作为一个产业来看，它有巨大的空间和广阔的市场。什么是产业？产业是和市场血肉相关的。产业是商品，只有变成商品的时候，它才是市场经济。”

　　无论是上星、落地、搞影视基地，还是集团化、产业化，随后十多年间的改革和建设，湖南电视一直是围绕着魏文彬于1993年提出的这个构想。在湖南广电系统，他的“产业化意识”得到了很好地贯彻，在坚持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增加了电视娱乐和服务功能。以市场和利润并重的电视湘军，开始一路挺进。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电视业在市场化道路上还没有走到真正的起点，但湖南广电的改革已经使方向渐渐明晰。

　　“机制比权力重要”

　　上台伊始，集湖南广电行业所有权力于一身的魏文彬，在湖南广电系统几乎可以做到令行禁止。但是，他很快发现，要把一个单位整体盘活，他一天下一百道命令也做不到。思考再三，他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单位最重要的不是权力，是机制。机制比权力重要。”

　　十多年来在体制上处心积虑、革旧创新，魏文彬认为自己其实就做了两件事情———无论是内部改革，还是搞大建设、打造物质平台，目标只有一个———吸引人才。如今，在这个原本经济总量有限、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内陆省份，一批优秀的电视制作、经营人才聚集在一起，已经营造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小气候”，“湘军”之名令业界折服。

　　“霸蛮”，是湖南人性格中最重要的特征。倔犟、刚直、强悍、豪侠等，以及“特别独立之根性”，都可以看做霸蛮精神的内涵。这是一种英雄和强盗相结合的双重气质，魏文彬身上确实有着这么一种霸蛮的气质，他以一种“不撞南山不回头，撞了南山更不回头”的劲头，强力推行其“大逆不道”的构想。

　　所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者，一开始似乎都是备受争议的。如果没有湖南省委宣传部、省委领导力挺魏文彬，如果当时出了任何闪失，或许就没有后来的“湖南电视现象”，也就根本没有今天的娱乐盛典“超级女声”。

　　这是魏文彬人生最孤独的时期。在周遭一片骂声中，他以一种精英的姿态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悲情，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狂热地投入到长沙郊外2000多亩的工地上。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魏文彬的家庭濒临破裂。至今，魏文彬还是孑然一身。10年后，功成名就了，这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男人喃喃自语道：“我几乎失去了我所有的东西。”

　　今天，置身这个庞大的金鹰文化城，面对这个囊括了广播电视中心、影视拍摄基地、影视会展中心、影视艺术人才培养基地、影视旅游娱乐景区的多元产业群，记者依然怀疑，这会不会是湖南广电未来发展的一个陷阱？这会不会是魏文彬冒进的一个错误决策？

　　“过去这里是一片荒山，什么都没有”

　　《人物周刊》：建2000多亩的一个产业群，这么大一个构想，难道你就没有担心过可能会失败？

　　魏文彬：后果我肯定是要考虑的。如果我明明知道做不到，这样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肯定是不会去做的。这可是一个城呢，投资几十个亿，当时2000多亩，现在总面积已经有2600多亩。

　　过去，这里是一片荒山，什么都没有，只有零零星星几家农户，路也没有，水也没有，电也没有。如果一开始我就认为是做不到的，我就不可能去做。我是充满激情地去做的，而且，我坚信是一定做得到的，而且，我是觉得非做不可的。当然，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人物周刊》：是什么支撑着你把这种破天荒的改革推行下去？

　　魏文彬：这里没有任何诀窍。如果多数人都不赞成你，你该干啥就干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做成了，群众看到了，理解了，承认了。一定是这样一个规律。

　　《人物周刊》：对于群众舆论的一片反对呼声，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魏文彬：我可以告诉你，当初我做的几件大事，包括上星、建这个中心、上市，多数人都不支持、不赞成，都想不通，因为这样做太超前了。

　　《人物周刊》：能谈谈你在这个期间的内心感受吗？

　　魏文彬：我一和别人谈起这个，我都讲到掉眼泪。心里很难受，很悲，我失去我的情感，失去了……(沉默)，几乎，失去我所有的东西，不堪回首。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企图去完成一个原本需要几代人去完成的事业？这么大的代价，你个人认为这样做值得吗？

　　魏文彬：我刚才和你说了这么多，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我。如果我是一个群众，我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你问我有没有困难？有没有风险？会不会身败名裂？这些我都没有想过。但有一个回答我是清楚的，你问我会不会做成？我一定会成功！

　　“挑战央视？我没有这样的野心”

　　几年间，湖南卫视一直位居地方台上星频道的收视率之首，在全国迅速火暴的几档娱乐节目给了“老大”不少的触动和压力。央视不得不对娱乐栏目进行重新调整、包装，并开始重新打量这位来自地方的“争食者”。于是，关于湖南卫视和央视的关系，自然成了本次采访难以回避的内容。一提及这个话题，方才肆意洒脱的魏文彬立刻又拘谨起来，几次明确表示不愿谈这个话题，在记者一而再追问下，他才做了极为慎重的回答。

　　《人物周刊》：对于湖南卫视和央视的竞争，您的观点和态度是怎样的？

　　魏文彬：为什么你们媒体都喜欢提这个问题？我不敢说我不是有意回避，但我基本上不太愿意去回答。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关心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因为你们确实引起了央视的紧张。

　　魏文彬：这个不奇怪啊，能引起央视一系列的重视，这是个好事嘛，不要说是紧张嘛。良性竞争很正常，没有坏心眼在里面。我相信，央视泱泱大台，也希望下面的地方台有些东西可以让它借鉴。

　　我们怎么能和央视竞争呢？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能和一个三十几岁的成年人去竞争呢？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嘛。而且，如果要谈和央视竞争的话，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央视越办越好。

　　《人物周刊》：这么说来，是公众和媒体把你们当做央视的假想敌，希望你们扮演这样一个挑战者的角色？

　　魏文彬：央视肯定会有些节目办得不好，这也是很客观的。它有十几套节目，泱泱上万人，要每一套节目都办得那么精致，每一套都天下第一，这不是很可笑吗？央视有些节目办得不是太好，而碰巧有些地方台节目办得比它好，这不是很正常吗？第三，央视是国家电视台，是需要维护国家利益的。

　　它有一些地方让人不舒服，譬如所有资源都垄断在它手里，垄断在手里了还颐指气使，大家肯定会有一些不舒服。但是，我们只是希望它改进，而不是要打倒它。

　　“我最大的困扰，是寂寞”

　　55岁的魏文彬，依然个性张扬，在一堆四平八稳的官员中，绝对是个“异数”。从先前的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到如今的湖南广播电视局局长，魏文彬坐在湖南广电业一把手的交椅上，已经整整10年。“为什么我一脚踏进来以后，就再也没挪过窝？”在前边谈起10年改革的时候，他曾如此自问，却忘了回答。

　　对于他处处力求平衡和妥协的做法，新生代的“湘军”中坚们对这位性格素来强硬的“大当家”有时也颇有些不理解：“有时，真觉得老魏让步让得太过了，太保守了。”

　　这或许就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者最重要的奥秘，其间经过多少痛苦和漫长的磨砺，不是外人所能想象的。“我吃过很多很多的苦———有自己找的，也有别人给的，都不是你所能想象、你所能理解的。”他双目正视记者良久，戛然而止。

　　现实和理想之间，个性与对现实的妥协让步之间，在不同利益的平衡和周旋中，魏文彬有多少无法言说的心曲；功名与寻常的幸福快乐，成功和与之相随的代价之间的取舍，又有多少无可奈何。

　　《人物周刊》：您认为，在变革时期，一个媒体的改革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魏文彬：这是让我作为一个行业的领袖来勾画。我来说这个话就不太好，这应该由你自己来把握。

　　《人物周刊》：坐在这个位子10年，您的个人体会呢？

　　魏文彬：起码应该具备政治家的睿智，起码应该具备企业家的头脑，起码应该具备艺术家的敏锐吧。

　　《人物周刊》：您是个非常强势的人，但在面对外界的时候，似乎有谨小慎微的一面。

　　魏文彬：我绝对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人生短促，我过去常说一句话，人生不满百，常发千年忧。用不着这么拘束。不洒脱是我们国人的一个毛病。为什么不洒脱呢？这么瞻前顾后，这么谨小慎微，这么畏畏缩缩？好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想透了，人都是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匆匆而过，一百岁也就这样。干什么要这么畏畏缩缩呢？就是真错了，那就错了，干吗要藏着掖着？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缺憾是什么？

　　魏文彬：困扰我最大的，是寂寞。有时候，真是寂寞无言啊。我觉得自己是个行者，永远在旅途上，所以经常感到很寂寞。是我最大的苦恼，但可能也是一种境界吧。怎么从寂寞中、痛苦中解脱呢？我有一种比阿Q要好的办法，这不仅仅是指寂寞，还有痛苦。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有时候生态环境不太好。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遭人误解和恨。对人对事，我是包容的，你对我越坏，我就对你越好，看你最后会怎样。但是，中途这个过程，是很难受的，万般无奈，有时真是苦不堪言，不堪重负。（据《南方人物周刊》）（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