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养育了3个大学生的64岁老汉董天国
吴东俊摄
当时让孩子读书是为了“求生”
赵世琪说话很快,声音很大,他几乎是用夸耀的语气回忆他用一辈子做出的这个决定,而其目的是为了“求生”。
“状元村”的故事是从赵世琪这一家开始的,正是有了赵世琪家的成功,才带动了村里许多人开始效仿。
赵世琪说,1979年,他之所以下定决心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是因为他算了一笔账当时他们家总共分到9亩多地,而当时他家的孩子已经有一个读高中,还有3个读初中。“以前,生产技术落后,大概1亩年产就两三百斤,到头来就是10块20块的收入,9亩地就是100多块钱的收入,根本不够学费。”
在那时,其他家庭选择的是让孩子辍学,他硬是坚持让孩子读书,就因为“算完那笔账我知道,如果不让孩子读书,现在能熬过去,以后日子根本过不了。”
当时大家都穷,钱是没地方借贷的。“幸运的是,1979年地刚分包,就有乡干部过来动员种烟叶。我是村里第一个种的,因为烟草一斤3毛多,价格比大米多3倍,产量也比大米多个三四倍,所以我们家的收入在第一个孩子1982年读大学的时候,就比普通家庭多存了好几百,甚至近千元了。”
赵世琪的举动开始引起大家注意是在1982年,那时他的第一个孩子考上哈尔滨科技大学。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学费60多元,伙食费一个月大概30元,而国家当时的政策几乎都负担起来了,这开始引起了村里人的羡慕。
“那时,让孩子读书没想那么远,只是因为读出去了一个人,可以由国家供,家里就省了一张要饭的嘴巴。而且当时大学毕业还可以由国家安排工作,所以开始有人也跟着读书了。”赵世琪说。此后,他的3个孩子陆续考上了大学,毕业后都有了工作。“我们家所有孩子就都成功离开土地了,我觉得自己的一辈子也够了。”赵世琪说。
逐渐被教育卷进去的村庄
董通家就没有那么幸运。虽然已经工作将近10年了,董通还是没能还清读书时借的贷款。
董通家是这个状元村另一个出名的状元家庭,他们家总共4个孩子出了3个大学生。他是1994年上的大学,当时的学费已经要2000多元了,加上生活费,一年要花4000多元。他读4年书,父母借了1.7万多元。1998年毕业后,董通被安排到县城的建筑公司,一个月收入才300多元,直到前年才涨到1000多元,“所以还了10年,还有7000多元没还完。”
董通家庭的困境来自于土地能获得的收入和学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多,导致人均占有土地数量下降;另一方面相对于物价和学费,土地在贬值。
赵勇家算是村里的第三代大学生家庭。赵勇和他弟弟都是在1979年后生的,所以家里只有父母分的2亩地。“从小到大,我和弟弟读书的钱都是向亲戚们借的。”赵勇说。到1999年赵勇读大学时,学费已经要五六千元了,比较近的亲戚几乎都借光了。但是赵勇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为了让他们都能读书,赵勇父母靠亲戚帮忙贷到6万多元,在县城剧场旁边租了个小店,经营些杂货。“靠种田是根本没希望的,种田下去所有亲戚都要被拖下去。”赵勇母亲说。现在这个小店扣掉租金和其他费用,一个月有600到800元左右的赢利,而赵勇的弟弟也在去年开始上大学了。
整个村子就这样全都被教育卷进去了。“村里的人都是相互借钱,好几个家族的钱凑在一起才够一个大学生的花费。现在整个村里的钱几乎都通过借贷投到教育里去了,所以要是村里谁家的孩子大学毕业后找工作难,那拖累的可是一大片的人了。”赵勇的母亲说。
读初中的女孩竟然白了头
即使知道家里借不到高中学费,甚至很难贷到,将要读初三的殷婷还是决定“我一定要考高中,也一定要考大学”。殷婷的头发已有将近一半是黄色,她妈妈说,这是女儿自己染的,她读书太拼命了,头发竟白了将近一半,还是去打工的邻居家里借的染霜自己染的。
殷婷家可能是整个村里种地最多的人家了——总共承包了20亩地。但即使这么多地还是不够养活他们,这也是殷婷觉得自己一定要读书的原因。她说,在土地上不管多勤奋,似乎都很难过。
20多亩地显然超出他们的负荷,他们家总共有5个孩子,三男两女,老大老二都在外面打工。殷婷是老三,底下还有两个同时读小学6年级的弟弟。在这个没有现代化器械的农村,殷婷不可能轻松,白天上课,一放学回家就要干活,只有晚上读书,每天都到深夜12点、1点才睡觉。“你就可以知道我女儿为什么白头发了。”说这话时,她母亲心酸地流泪。
殷婷也想过要打工,她母亲拦住了。“这几年出去的年轻人根本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二舅舅也说过,这几年打工不比以前,刚去的几乎都没有超过500块的,而且大部分厂都不要人了。”
笔者离开时,殷婷突然问:“现在大学生能挣很多钱吗?听说很难找工作是吗?要是读完书找不到工作挣不了很多钱我们家怎么办?我觉得我好没用。”不过,殷婷像是为自己鼓劲一样,反复提到赵世琪家,“他们家现在就过得很好。”她对未来仍然充满了期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