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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黄金周”（之七）———
本报组织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黄金周’”专栏讨论，到今天告一段落了。从5月9日到14日，我们一共刊出9篇来稿，围绕黄金周经济与休闲经济、黄金周收入与旅游幸福感、保障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休假权、黄金周中的个人理性与政府智慧、打造文明和谐的黄金周等问题，作者们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 正如我们在5月9日本版的《编者按》中所言，黄金周制度自实施以来，由黄金周引发的各种议论一直未见消停。不少人之所以对黄金周制度持批评态度，包括有人主张取消全国统一长假，代之以个人化的休假方式，主要是因为黄金周一方面只提供了“扎堆休假”的单一选择；另一方面，长假期间大多数旅游区、景点人满为患，交通、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满负荷运转，由此也导致了旅游环境欠佳、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黄金周，更因为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和遇险事件，使黄金周的负面效应显得更加突出。
以上情形提醒我们，尽管经过这几年黄金周的磨炼，相关部门、行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有所提高，假日经济的领域日渐拓宽，黄金周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是，从整体上看，黄金周的消费市场和休闲市场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公众的现实需求，还需要相关部门和行业继续强化服务意识，不断提高和延伸全面服务与综合协调能力。今年“五一”黄金周发生多起交通事故，说明交管部门在长假期间尤其需要加强管理，稍一放松就可能酿成大祸；而发生多起自助游客遇险事故，则说明国家亟须为探险旅游建立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针对探险旅游的公共品供应也需要及时跟上。出现了问题并不要紧，关键是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认真改进工作、解决问题，目的是为了让黄金周越来越舒畅和安全，而不能让它变得越来越别扭和危险。
套用一个学术概念，我们发现，黄金周制度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和公众的“路径依赖”———从国家拉动消费的政策导向，到铁路、民航、旅游、商业等部门和行业的工作重点安排、生产销售计划，从许多中国人的工作、休假和社会交往，到中国社会一些旧民俗的复兴和新民俗的形成，都正在与黄金周制度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沿着这一“路径依赖”走下去，当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如果要在一夜之间完全摆脱这个“路径依赖”，却往往需要支付较大的成本。现在如果贸然取消黄金周，我们可能就不得不支付这样的成本。
“黄金周不是政府部门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从老百姓的强烈消费需求中应运而生的。”三年前国家旅游局一名负责人如是说。今天看来，他的这个说法仍然没有过时，黄金周制度仍然会在若干年内施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黄金周”的提问和解答，也就不得不局限在保留黄金周的前提下进行，本次讨论中给出的各种观点，都可能给我们及决策者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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