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一案在宜昌宣判。宜昌中院以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0万元。消息传出舆论坊间一片哗然，人们不解：刘志祥“雇凶杀人”该不该判死刑？涉案4000多万元被判死缓，量刑标准是不是轻了？该不该对贪官慎杀？

　　贪官涉案达到百万甚至上千万却只判死缓，这是近年来对贪官量刑的特点。如“安徽第一贪”尹西才、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等等。对此，法院总有轻判的理由，甚至有一套模式化了的判决词：“能主动交代自己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并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赃款赃物全部追回，具有自首、立功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要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关于“赃款赃物全部追回”是否就该从轻发落暂且不说，我想问的是：贪官拥有巨额不明财产，究竟算不算“能主动交代自己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

　　据报道，刘志祥涉案金额多达4000多万元，其中不明财产是1000多万元。相对于4000多万的涉案总额，刘志祥1000多万的不明财产比例还算是小的。原阜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韩明亭，受贿金额是115万余元，却有人民币1331万余元、4000余美元、黄金观音像1台、千禧年纪念金条4根计300克、名牌手表2块等财产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这就是说，韩明亭的不明财产是“已明”涉嫌受贿财产的11倍还多，笔者绝不相信，以贪官之精明，会在上千万的财产上突然犯糊涂，难道上千万的财产是从天上掉下的，以至于把贪官给砸晕了吗？

　　贪官当然没有晕，恰恰相反，他们非常清醒和精明，他们的精明之处就在于，恰好地把握了供述罪行的尺度，既使得控方和法院认定了他“主动交代”的情节，又能钻“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空子，因为，“地球人都知道”，在咱们国家，来源不明的财产无论有多少，其最高量刑也不会超过5年。因此，一件非常清楚的事实是，贪官们上千万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其实不是“不能”，而是“不愿”，既然是“不愿”，能说他们对于犯罪事实的供述属于“主动交代”吗？能认定他“具有自首情节”吗？

　　许多贪官在案发后都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如实”交代，有时甚至还主动揭发他人，以争取有立功的表现，但是，对于自己已经暴露出来的巨额钱财，却竭力“忘却”，以便能够认定属于“来源不明财产”。事实证明，贪官的这一策略，往往能够收到奇效，刘志祥及其他被判决死缓的巨贪，不是都“具有自首立功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并因此而逃过死刑的吗？辛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