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吴珊 北京报道 记者 邵欣 摄
来源：南都周刊
4月29日，魏鹏和陈波习惯地在接近午时起了床，去菜场买完菜后，魏鹏没有像往常那般一道回家，而是拐进了住处——北京东郊通县玉桥北里附近的一家理发店。
再过一天就是五一长假，他和陈波都打算回趟京郊老家，探望一下父母。“把自己弄得精神一点，老头看了也高兴，放心。 ”盯着镜子中自己微微发福的脸，魏鹏说。
34岁的他，已经开始注意回家前理个发这样的细节。
魏鹏不想让年迈的父亲看到自己萎靡不振的模样。他是SARS后遗症患者，这已够让老人操心了，岂能再添愁？
魏鹏有时很痛恨自己的这一身份。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把他从一个身手迅捷的公安反扒员变成股骨头坏死病人，他成了“三无人员”——健康的身体没了，工作没了，曾经生死与共的妻子也离开了他。
2003年4月对魏鹏来说不啻于一场噩梦。岳母王雅珍的姐姐和姐夫从哈尔滨来京看望他们，正准备回程的当口却感染SARS并迅速传染，岳父方渤和岳母、他和妻子方惠、连襟陈波和妻妹方音，无一幸免。
那一年，SARS肆虐全中国，有无数个家庭因此遭遇同样的不幸，5000多人受到了感染，至少有300人蒙难。
这原本是一个堪称幸福的家庭。岳母刚退休，老两口搬进了在海淀区牡丹园北的新居；他和方惠虽然时有拌嘴，但感情甚好；随同岳父母生活的陈波和方音也相安无事。2003年5月，除岳母王雅珍不幸病逝外，剩下的五人在SARS集中感染最为严重的时候病愈出院，劫后余生的一家人感情深了一层，可谁都不曾料到，这却是另一场不幸的开始。
骨坏死
当魏鹏和陈波静坐或静立时，他们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只有当他们在走路时，那阴郁、少有笑容的脸上，多少能看出他们正在忍受病痛。
SARS病愈出院后，这个刚从鬼门关上挣扎回来的家庭才松了一口气，不料几个月后，SARS后遗症又缠上了方家的三个男人。
2003年七八月间，恢复工作没多久的陈波开始发觉脚跟酸疼，然后是腿肚，紧接着是胯部两侧。国庆节后，他已经举步维艰，医院检查的结果说是股骨头坏死。10月28日，他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
几乎是两个月后，12月26日，陈波看电视时发现，导致股骨头坏死的主因是SARS治疗时激素使用过量，于是立刻通知家人检查。魏鹏和方渤这才发现，他们身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后遗症。那年春节前后，两人也先后住进了医院。
在至今的两年多时间中，三人就在休养中度过，，陈波和魏鹏维持原状，而方渤两侧的股骨头还是塌陷了。
陈波的股骨头坏死面积已经超过85%。走路超过10分钟，他的大腿外侧就开始酸疼，疼痛还会传导到脚跟、膝盖和身体的其他关节。走路走多了，他必须扶着栏杆歇一下。穿袜子的时候，他甚至能听到关节摩擦的声音。
魏鹏的股骨头坏死程度不是那么严重，走路30分钟以后，他才感觉到明显疼痛。他不能跑不能跳，但还能做做下蹲和弯腰。
自1991年进入公交总队刑事侦缉大队起，魏鹏已经做了13年的公交车反扒便衣。但在2003年底查出股骨头坏死回家休养后，他不得不在事业上降低要求。由于没有参加考试，他没法由一级警司晋升三级警督。
他盼望着能回警局工作。今年3月底，他特意去东直门医院复查了身体，医生说他的股骨头两侧都长出了新骨头茬子，情况比当检查时最轻度的坏死一期还好些。魏鹏很高兴，便把复查结果打了份报告，交给警队领导，希望能在今年下半年恢复工作。上级善意的答复立刻来了：继续休养，等身体完全恢复再说。
魏鹏知道，他已经不可能再正常工作。“我们都不是正常人了。”4月29日，回家的前一天，坐在小区外花园的石凳上，魏鹏低下头看着交叉的手指沮丧地说道。
坐在对面的陈波立刻接过话头，声音因激动而显得高昂：“股骨头坏死就是不死的癌症，从SARS出院后就开始缠着你，缠着你，缠你一辈子。”
两人心里其实都明白，这种病坏死不可能治愈。他们只能通过尽量减少活动来拖延股骨头塌陷的时间，一旦塌陷就要做置换手术，而置换的假股骨头顶多只能维持十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两次这样的置换手术。
对他们而言，54岁方渤的今天几乎就是他们的未来。方渤已分别在去年的12月和今年的2月做了两次股骨头置换手术——当然，享受国家免费治疗。置换的股骨头是钛合金陶瓷的，这使他不拄拐就能行走，但即便如此，走路仍然只能两腿僵直、以“内八字”的姿势朝前挪动。
肩关节和膝关节的后遗症也在方渤身上出现了。他不仅不能翘腿坐着，反手挠背也有困难。他一曲腿就听得到膝关节骨头摩擦的声音，穿袜子更是困难，必须费力地把袜子甩到脚上。
争吵和冷战
2004年5月，魏鹏治疗股骨头坏死出院。为了照顾病情更为严重的方渤，方惠和魏鹏搬到了父母家，和方渤、方音夫妻住在了一起。
在北京胸科医院SARS隔离病房患难与共的一个多月里，方家人的感情更深了一层。那时，一家人分住三个不同的病房，每天只能通过手机联系，相互鼓励。
魏鹏和方惠之间更是情深意重。当走下救护车时，两人手拉着手，决心就是死也要死在一个病房里，他们真的就被特殊照顾安排到了同一个病房。夫妻俩都争先把呼吸机让给对方用。晚上睡觉时，方惠怕呼吸机上的马达噪音吵到丈夫休息，又会特意把呼吸机放在自己的床头。
魏鹏说，他们生死一起走了过来，已经对爱情体会到了极致。出院后，两人肯定会相守着过一辈子。
然而，这个齐心协力共抗SARS的一家人，却没能抗过SARS带来的一系列撞击。
病愈出院当天，方家回到牡丹园北小区，却发现所在塔楼的11层，8户人家中6户已经外出避难，邻居汪良和妻子龙梅留守，因为汪良不幸被方渤一家传染。
也有让他们真情感动的时刻。居委会不时带着物品和鲜花登门问候，4楼宋老太太、14楼王老太太热情地送粥送饭，其他邻居的好意慰问，单位海淀区领导的电话致意。这时方渤总觉得自己虽然失去了一个亲人，却多了一群亲人。
但是，他们心头的阴影仍然难以消去。
方渤承受不了老来丧妻的悲痛，害怕睹物思人，自2004年1月30日住进东直门医院起，便长住医院，拒绝回家。
魏鹏和陈波都失去了工作，一家人生活主要靠魏鹏每月2000多元的基本工资维持。想工作又不能工作，两人心头都憋得慌，开始拿电脑游戏嘈牙子(北京方言，出火，穷对付)。他们说，玩游戏时屋里有种热乎劲儿，能打破那种郁闷的气氛。
下了班回到家的方惠，看到的只是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闷头打游戏的一对连襟，屋里，晃荡着一个同样无所事事、爱打游戏和煲电话粥的方音。
不满开始悄然滋生。SARS之后，所有人的心理都变得敏感和脆弱，而对一些细节问题，却越发在意了。
每一件小事，都成了争吵的理由。垃圾不倒、大衣柜门板撞到了墙上，做菜没有擦掉地板上的油……每当这时，方惠都会使劲地冲魏鹏和妹妹嚷嚷。为了逃避这种争吵，魏鹏和陈波更加疯狂地把自己沉浸到游戏世界中去。晚上玩累了，两人就同住一室，留下方惠和方音独守两间空房。
方惠劝魏鹏尽快回到警队，申请换岗做些清闲的工作，比如在办公室做做笔录之类，但申请没能成功。
一年过去，方家的生活没有出现任何变化。渐渐地，夫妻俩在一起吃饭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不再争吵，也不再说话。就像是岔开了道的火车，越奔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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