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
4月25日，一个辗转得来的消息让陈波感到震惊：龙梅和汪良离婚了，4月4日办的离婚手续。
他们也是一对患难夫妻。在陪伴汪良的日子里，龙梅接触了大量SARS病友，自发记录下他们的苦难。龙梅说，面对一个个家庭悲剧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承受不了，想逃开，又每每被一种力量驱使着回来。“经历过SARS的人，死去的需要超度，活下来的尤其是有后遗症的，大都需要心理治疗。 ”
对离婚一事，汪良曾在前妻面前深切自责：“明明知道身边的人对自己好，却还要把怨气都发泄在她身上。想控制又控制不住自己，自怨自艾、自暴自弃。”
陈波一开始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魏鹏。魏鹏一直把感情看得很重，怕害他又想起离婚这个伤心事来。魏鹏和方惠都曾说，如果不是因为SARS，他们两人也许根本不会分开。
和魏鹏不同，陈波和方音是奉命结的婚，原来就基础不牢的感情被SARS击得粉碎。2004年7月28日，陈波给了方音一巴掌。起因是陈波和魏鹏在屋里打游戏，方音叫陈波拿东西陈波没有搭理。方音赌气说，“你现在不管我，我以后也不管你。”
陈波就此搬出了方家，在通县的姨夫家借住，直到去年春节方音提出离婚。陈波没有向方音道歉，当年5月16日，两人顺理成章地离婚，像是互相解脱。
四天后，魏鹏也搬出了方家。这年的10月16日，方惠和魏鹏也离了婚。
不过，魏鹏始终期盼着方惠能回心转意，即使在离婚之后，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复婚的努力，他们毕竟有6年婚姻的感情。两人谈了几次，结果都不欢而散。魏鹏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患SARS时两人死都不怕，现在却会害怕在一起。
今年3月的一天，魏鹏去方惠住处拿衣服。方惠为了打理小姨在洋桥承包下来的餐馆，每天都住在那里。两人约了九点在牡丹园北见面，结果魏鹏在门口等了方惠一个多小时。方惠半道去医院看她爸。
“太晚了，就在家里住吧。”方惠留他。魏鹏突然觉得这个熟悉的家让他感到慌张，他离开了。
路上他收到方惠发来的短信：“是我把你赶出了家门，我对不起你，但是我现在也过得很苦。”魏鹏心软了，他想去洋桥看一看方惠。
那天他犹豫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出发。方惠跟魏鹏倒苦水，店里的伙计不听使唤，住的条件也差，店里每天早6点到晚10点都要她一人看着，十分辛苦。
魏鹏劝她租个房子，为这个两人又吵了起来。他们又想起了过去争吵的那些日子。
为了给自己一个期限，魏鹏曾限定今年春节跟方惠最后谈一次，成就复婚，不成就再不提这件事，哪怕将来方惠反悔也不行。
方惠最终没答应。但若真复成了婚，复婚后是回到SARS前的生活，还是得病后不愿再提的境地？魏鹏不知道。
客居医院的老父
方渤并不十分明了发生在女儿与女婿间的一系列争吵。从2004年1月31日起，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东直门医院，只在春节或清明时候偶尔回一趟家。在家里，他经常会想起和老伴在一起的日子，而这只会让他更难过。
但同是SARS后遗症患者，方渤颇能理解女儿和前女婿们的心情。“一个女病友，前些天来找我聊天，说心里难受极了，和邻居、街道、亲戚都相处得很不好。这个病对我们的心理、身体、经济上的影响很深。”4月25日，穿着红衬衫红毛衣的方渤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说，一边戴上了吸氧器。一提到亡妻，他就胸闷气短。
这位1968年的老知青、住院时间最长的人，现在成为病友的联络人，许多病友都通过他而结识。乐于帮助病友的他也从未吝惜自己的奔走和努力。
明知多活动对股骨头无益，但在住院的SARS病友最多的时候，方渤仍然几乎每天都帮别人去菜场买菜。
去年一年，拖着病体的方渤跑了3次北京市委、一次市卫生局、一次国家信访办、一次民政部、一次卫生部，向有关部委提交了SARS后遗症患者困境的联名信。联名信提出了为患SARS后遗症尤其是骨坏死的患者，提供免费的中西医治疗；为曾患SARS的市民提供健康损害补偿金；为生活陷入困境的SARS幸存者提供特殊救济措施三条请求。
方渤后来听说，北京市委很快开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委托市卫生局妥善处理。
4月底5月初，病友的股骨头先后出现了大面积坏死，而卫生局的政策又迟迟没有出台。6月1日，病友再次向北京市委呼吁，8天后，卫生局83号文件出台。文件对确诊的股骨头坏死和肺部纤维化两种SARS后遗症，做出了提供免费治疗的规定。
在11月给王岐山市长的那封信中，方渤还特别提出了SARS患者的心理干预和支持的问题。方渤说，因为对后遗症不能治愈的绝望，或者对身边的亲人的愧疚，SARS后遗症患者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心理危机。
今年北京市卫生局下发的5号、152号文件，公布了北京市连郊区县在内的105名SARS后遗症患者确诊人员的名单，对免费提供的对症药物和药费做了规定，还补充了2003年6月到2005年6月的治疗费用按现行政策执行的条款。
相依为命的“担挑”
方渤的新居现在只剩空屋一座。
曾经有过六口人的方家，现在分散在了三处：生活不能自理的方渤依旧住在东直门医院，方惠搬到了小姨承包的一家餐馆里，餐馆在南三环，一个狭窄的房间里，两个沙发拼成了方惠的“床”。两个大难不死的“担挑”(民间对姐妹的丈夫们的一种称呼)——魏鹏和陈波，离婚后则住到了一处。
他们在北京东郊的通县租了一套一居室，里面摆着魏鹏从前妻家里搬出时带来的几个方格木柜。房租不贵，700元，在魏鹏的承受范围内。
不再有女人高兴、生气的叫嚷声，不再有刚摆上桌冒着热气的可口饭菜、熨得妥妥帖帖的干净衣服，两个大男人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
他们学会了烧菜，整理房间。但每次看见那些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又皱巴巴的衣服，看见空荡荡的床铺时，魏鹏仍然不可避免地想起方惠，还有她做的那些可口饭菜。
他们依旧天天打游戏，但心态明显放松。如果说以前是一种逃避，现在则变成了娱乐，成为一种交友工具。
在游戏的虚拟利益面前，他们会因为意见分歧而发生争吵。魏鹏试图在游戏中寻找完美的人性，“游戏体现了人的本性，他能够改变人，让人学会如何去面对虚拟的利益。”而陈波的想法有时像商人一样实际。
但天天游戏也总有空虚厌倦的时候。有时他们也会一同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里，对方渤一家，魏鹏是爱恨交织，陈波则是解脱后的麻木。
他们越来越渴望找事情做。魏鹏想回到警局，哪怕是看看大门，与同事们聊聊天，他都觉得比呆在小屋离群索居强。陈波想承包王府井一家三星级宾馆的餐厅，让宾馆老板变三方承包为一方承包，钱的问题叔叔已答应帮助解决。
但对于工作，陈波仍然很犹豫。母亲很反对他出去工作。工作加速了病情的恶化，伴随着病情的恶化将带来事业的影响，这是他可以预见到的最大的风险。不知哪天，他的股骨头就塌陷了，需要做手术和休养。
因为这个，他有点不敢跟那个王府井宾馆的老板继续谈下去，他希望老板能主动给他打电话，可以让他强迫自己在没有后路可退的路上跨出步去。
得知病友张海英的股骨头已经塌陷并面临做手术的消息，陈波有点紧张。他的身体状况和张海英很像。陈波没敢给她打电话。
陈波也在北京市SARS后遗症患者免费治疗行列。但今年，他又给自己买了大病医疗保险，这是一项北京市居民才有的福利，每月保金160元。当然，这些钱和每年的失业和养老保险金加在一起，都由家里人帮助解决。
4月14日，SARS协和病友组织了一场小范围的纪念康复三周年的家庭聚会。很多病友因为不在北京渐渐失去了联系，聚会只来了不到十人。在三周年的纪念会上，他们请来了协和医院当时的主治医生王仲。病友礼露在送给王仲的一周年聚会集体照上，贴了几颗红心和“感恩”的字样。
陈波听到了这个消息，不禁替他这些幸运的病友感到高兴。因为激素使用得当，从协和出院的SARS病友都没有出现股骨头坏死等后遗症。他们大多回到了工作岗位，和过去一样正常地工作和生活。
回家
4月30日，回房山老家的日子。
魏鹏一反当反扒队员时养成的找观察角度好的地方站定的习惯，坐上公交车后，却沉默了。
在良乡镇下了车，魏鹏操近路往村子深处走去。经过一片杨树林时，风摩擦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魏鹏不可抑制地想起了前妻。过去每年夏天他和前妻来这里探望父母，都会到树林后面的小水库去散步。
父亲魏奎在承包的16亩土地旁的工棚里等着他。
“又喝酒了吧？”一见面，父亲习惯性地质问。
“没有，哪能呢。”魏鹏躲进狭窄阴暗的小屋里，跟坐在炕上的继母聊天。
父母都很喜欢魏鹏的前妻方惠，为了挽回他们即将破裂的婚姻，父母甚至提出由他们资助儿子一家的生活，减轻方惠赡养老父的经济压力。魏鹏没有答应，觉得这种做法损害了一个男人在另一个家庭的尊严。
不过，今年春节过后，魏鹏渐渐觉得自己从离婚的阴影中跳出来了。这一路上，他也在观察路两边的楼盘，打算攒钱买个房子，之后再找个女人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陈波也回北京东郊的管庄看望了父母。母亲一直反对他出去工作，他要看能否说服母亲。
同一天晚上，方渤听从邻居王老太太的话，从东直门医院回到了牡丹园北的房子里。这是今年春节后他第一次回家，地上和柜子上已经落了一层灰，方音睡过的被子没叠，洗碗槽里堆着用过的碗。三个房间里的婚纱照都卸了下来，相框搁在柜子上。方渤看了，很是生气。
凌晨三四点，方渤被噩梦惊醒。4月28日是王雅珍的忌日，最近方渤做梦老梦见老伴。
五一那天，到王老太太家打了几圈麻将后，方渤回到自己家，翻出了过去的老照片。照片中有他49岁时大家一起吃蛋糕时照的，有下乡插队前一家四口在北京四合院里的，有陈波调皮地给方音喂菜、搂着她的照片，有魏鹏和方惠在结婚照下的合影，还有——一家六口在他和老伴结婚照下的全家福。
他已经很久没有看这些照片了，照片总会勾起他的回忆。病友杨梦月正在此时打来电话，说明天要到家里来探望他。杨梦月的丈夫和父母都在SARS中去世，剩下她与儿子相依为命。不少病友和医生护士都希望，他们能够组建新的家庭。
这也正是方家姐妹的愿望——她们再怎么孝顺，也无法代替一个老伴的角色。
(文中魏鹏、方惠、方音、汪良、魏奎、杨梦月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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