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樊纲:对待贸易摩擦需“稍安勿躁”
中国要为长期的贸易摩擦做好准备,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继续存在的强权政治做准备,为对付货币升值压力做准备。这已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正常国际经济环境,不需要大惊小怪
国际先驱导报 记者代曦、顾钱江报道 5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一份全球反倾销情况统计数字汇总报告称,在2005年下半年,世贸组织各成员新发起82项反倾销调查,其中有33项针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产品;而在2005年全年,全球共新发起178项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中国大陆出口产品的有55项,占总数的近31%。
在其他世贸组织成员之中,还没有哪一个成员招致了如此之多的反倾销调查和惩罚措施。而今年开春以来,欧美又把贸易保护的大棒挥向中国的鞋子、彩电、汽车零部件等产品。
“富国与穷国之间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的现实,已经向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货币理论提出了挑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日前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专访。
国际经济体系需重新考量
《国际先驱导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与美欧有着极强的经济互补性,但美欧近年为什么不断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
樊纲: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急切地需要新的理论作出解释。事实上,世贸谈判中最困难的问题,同样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两种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其实是高度互补的,它们之间的贸易可以很发达,但双方要实现自由贸易却很难。
在亚洲,中国与日本之间经济的竞争性不强,而互补性很大;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发展阶段接近,经济的竞争性比较大,互补性比较小。现在,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取得积极进展,已有“早期收获”。但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自贸区谈判却进展缓慢。而日本与亚洲国家唯一签署FTA协议的是新加坡,也是一个和它竞争性比较强的国家。
为什么经济有互补性的国家,反而难以实现贸易自由化?这恐怕是源于一种政治经济学上的担忧:在全球化趋势面前,一方面,经济不发达国家担心自由贸易将会使自己很难在弱项里发展,比如高科技领域,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下可能被发达国家所统治,使自己失去了发展高端产业的机会,被“锁定”在低端产业里出不来;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国家用高补贴支持本国的弱势部门,如果实现自由贸易则这些部门将出现失业问题,由此带来政治后果。
那么,竞争性比较强的国家间又为什么容易发展自由贸易?那是因为他们彼此间正是由于相似(竞争性),而都有发展高端产业的机会,相互竞争的结果不会把谁锁定在低端行业,也不会在高端领域受谁的统治,大家都可以发展高端产业,都有发展的前途。
在差距越大的国家间,比较优势越容易导致落后国家被锁定在低端产业,失去发展高端产业的机会。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领域。大卫李嘉图提出了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他当时所面对的现实是发展水平接近的欧洲各国,而在今日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各国人均收入、科技水平可以相差上百倍,因此,不发达国家需要重新来思考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和货币体系,研究贸易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包括中国这样的大国。
因此,中国应积极推动与东盟的贸易自由化,从经济上讲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双方是相互竞争的。越是竞争,越是都有机会。而中国与日韩实现自由贸易的过程可能会慢一些,因为中国需要考虑难度和收益。
中国要做好多方面准备
《国际先驱导报》:在与美欧的贸易摩擦中,尤其美国总是以“人民币被人为低估”当作借口。人民币汇率能担付起恢复贸易平衡的重任吗?
樊纲:如果说为了解决全球失衡需要货币调整的话,那也是全球的货币调整;而且也不是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的问题,而是美元要贬值的问题。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人民币能做的事情很少,真正的问题是:国际货币的不对称性。美国虽是一个国家,但它发行的是国际货币,因此美国人可以敞开地花钱,而把风险转嫁给别人,自己只管发货币。别人要防通胀,防货币太多,防财政赤字太高,但美国却可以有这么高的赤字。美元解决的办法就是不断贬值。
有美国经济学家说,美元贬值不会对美国造成很大影响。美国与阿根廷的货币贬值不一样,阿根廷贬值后,其外国资产升值,但国内资产贬值;而美元贬值的话,美国的国外资产升值,而国内资产价值不变,这就叫“货币不对称”。别国货币贬值,就会出现资本外逃,债台高筑等问题,但美元贬值美国却没什么风险。这使美元不断有贬值的倾向,反过来,美国人还要攻击中国人民币不升值,说你“操纵货币”。
因此,要把对称的自由贸易变成“不对称的自由贸易”,才能解决发展问题;货币则是要把不对称的货币变成“对称的货币”。但这一点谈何容易。要求发达国家做出让步,放弃他的所有利益,是痴人说梦,就像中国过去的一句老话:你不可能依靠地主搞土改。
所以,中国要为长期的贸易摩擦做好准备,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继续存在的强权政治做准备,为对付货币升值的压力做准备。这已经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正常国际经济环境,不需要大惊小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