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史学家,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著有《骨董琐记全编》、《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等。
邓之诚走进燕京大学课堂,身着蓝布长袍,瓜皮小帽顶上打着红结,脚上一双“老头乐”棉鞋,腿带捆在脚脖子上。 他空手而来,不带只文片纸。
他往讲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讲桌上,深深地向众人鞠躬,脑门碰到桌面,然后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一口西南官话,温文尔雅。
70多年前,此种繁文缛节,在邓之诚那里从不省略。他坚持旧礼,40岁起便手执藜杖,不苟言笑。即使被人称为“邓老头”,他也欣然点头。
后人称他“为人为学,颇有古名士风”。
王钟翰师从邓氏,一日,在燕大喝醉了酒,摔倒在马路边。此事传到了校长司徒雷登耳中,司徒先生辗转找到邓之诚,要他处理。邓听说后,就在桌上放一小杯白干,一两不到,将王钟翰叫到家中,嘱他“再喝一杯”。又说,若想喝酒,以后尽可来喝个够。王钟翰喝完那杯酒,邓之诚说:“好了,你回去吧。”
邓之诚著史,然偏爱野史。他读书札记汇成《骨董琐记》,内容杂糅明清两代的朝章典故、里巷杂谈乃至金石书画、衣着器物。前面方介绍了“邸报”,后面就记录起乾隆年间的米价,乃至“葫芦器”、“日本刀”,被人目为天下第一“闲书”。
邓氏是杂而到家。红学家周汝昌研习《红楼》时,曾受教于邓。某次,邓轻描淡写地说:《永宪录》里有曹家的事,此书流传甚罕,知者不多,图书馆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
周汝昌忆及,当他将书借到手,打开翻看,“不禁大惊”。凭书中所记,他感觉终于找到了曹氏家族的秘密。
邓之诚好藏书,偏偏钟情于清代禁书,所藏甚丰。他还喜欢收藏清末民初人像和风俗照片,并以此名声远播。据他的学生回忆,很多打鼓的、卖破烂的专门为他收集照片送去,他出高价收买。
但他绝没有藏书者惯有的吝爱。他把自己抄录收藏的珍稀书籍,一一付印,广为散布。许多珍贵的物品,他随手拈来,送与知己名士,亦不甚惜。1936年,他曾在南方某地闲游,以二饼金购得《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非常罕见的画一幅,甚是珍爱,后来却将画送给了高名凯。学人张中行说起此事,冠之以“博雅”二字。
新文学运动方兴时,邓之诚颇不以为然,因而被目为典型的“老派”。据说他憎恶白话文,因此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他一律改成“之”。而邓之文言,也实在地道,张中行评说,“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
邓之诚上课,帽子须规规矩矩放在桌子上;而“新派”人物胡适,则会狠狠地掷在讲桌旁边的地上。
新老两派争执不休,许多人这才有幸在课堂上听邓之诚这样骂胡适:“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此翁口音极重,表情又认真,令人莞尔。这样的评价,他年年都要讲几回。
胡适自然是奈何他不得。后人点评这段历史,认为新旧两派可以激烈辩论而并存,正体现出大学之自由开放精神。
然而邓氏放口嘲讽胡适时,一定未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1949年后,北京市委统战部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有人慷慨陈辞:“我们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人自恃有些旧学功底,就对抗思想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其实,过去的所谓‘国学’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
时人回忆,散会后,邓氏回寓所,一路秋风萧瑟,落叶满阶,他“目中茫然”。
后来,他留在北大,没有学生,也不上课。当年人人以听其讲课为幸的邓先生,因为没有授课记录,工资下调三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