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安一间拉着窗帘的大房间里，一排排扎着马尾的黑发女孩正安静地低头工作，她们的手指飞快地运动着，非常专业。她们可能是在任何一家中国工厂里工作，不过，她们并不是在缝鞋或焊接电板，而是坐在电脑终端前处理来自美国纽约的医疗赔偿申请表格，或者底特律的汽车贷款申请，也可能正为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高中考卷打分。

　　太平洋计算机国际公司是为数不多的几家专门从事业务流程外包（BPO）的中国本土企业之一，该公司创始人刘宁说：“中国是全球后勤办公室未来所在。”刘宁在美国医疗IT行业工作10年回国创业，决心向世界证明在外包服务方面，中国能做得像印度一样好。

　　而这幅蓝图从西安开始描绘似乎再合适不过。西安作为七朝古都之一，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与科技中心。虽然游人知道更多的是西安的兵马俑，但这个陕西省会正在悄悄地演变成中国最摩登的城市之一。西安是中国航空技术的摇篮，拥有航天飞船建造基地和中国最大的科技园：占地35平方公里的中国硅谷聚集了7500家企业。100多家大学每年培育的1.2万名学生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储备，其中一半毕业生师从计算机专业。而这一切仅仅是个开端。据西安高新开发区主任景俊海介绍，开发区扩展完成后将达到90平方公里的占地规模，投入1000亿元人民币（合120亿美元）。

　　这浩大的气势在不经意间显露出中国矢志成为全球软件与服务巨头的野心，只有这样中国领先世界的制造加工业才不至于形影相吊。而吸引外包业务则是这项事业的核心。据美国知名高科技市场调研机构高纳德统计，到2007年西方国家IT外包业务总额将达500亿美元之巨，这一数字还在以两位数的速度递增。包括了从账单到信用卡申请乃至整个人力资源业务处理的BPO明年将达到240亿美元的规模，且其扩张速度还在加快。

　　印度掘取了这一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特马实业咨询公司创建人比利·刘易斯指出，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巨头，但在全球IT外包市场仅占20亿美元份额。大连是中国IT外包的中心，受历史因素影响，许多大连人能讲日语和韩语，进而为日本和韩国企业处理后勤办公业务。官方数据显示，西安外包年收入只有微不足道的3亿元（合4000万美元），其中90%来自日本。

　　但中国潜力不可小觑。中国劳动者的计算机和数字技能非常扎实，他们也许缺乏创造性，但不乏纪律性，且培训就绪，比印度人更适应枯燥的工作。这一切都符合BPO的需要。高纳德研究主管苏杰·霍汗说：“这些（BPO）是重复性劳动，纪律要求高，可以训练一军队那么多的人来做。这些没有创新要求。”

　　军队这个词用对了：这种业务需要数百万计的廉价劳动力，中国恰恰拥有这些劳动力。印度劳动力过去更便宜，但大学毕业生、工程师和程序员薪资上涨很快，印度企业的人力资源甚至达到年开支的30%至40%之多。而在中国，一个入门级的BOP工人月收入约为300美元，这一数字是美国的1/10，现在变得非常具有竞争力。世界最大企业应用软件商SAP的首席执行官海宁·卡格曼今年1月警告称，印度成本高得已经不适于处理外包业务了。中国沿海大型城市劳动力成本也在上涨，不过内地的低成本依旧诱人。除了西安，外国公司还看好成都和武汉。NEC西安负责人KaoruMiyata说，西安房租和薪水均比北京和上海低40%至50%，富士通公司西安系统工程负责人YasuoNoshiro也说，西安比快速发展中的大连成本更低，而跳槽机会较少的西安人对公司忠诚度更高。

　　考虑到中国出色的基础设施建设、税率优惠政策（尽管印度在这方面也非常慷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跨国企业从印度分流风险的战略意图，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全球许多大企业转战中国。IBM、惠普、微软、西门子和英飞凌这些公司已经在中国活跃了好些年，还在忙着招收新员工。中国消费电子制造巨头NEC在西安有180名研发人员，其对手富士通公司有120名编程员。

　　发人深省的是，最近发现中国这片新大陆的恰恰是在外包业务上赚了钱的印度企业。印度最大IT咨询公司塔塔（TCS）在杭州建起了自己的基地，Infosys和Wipro则分别在上海、北京落了户，并打算在未来几年内将员工规模从区区几百人增加到5000至6000人。简柏特曾是通用电气旗下的流程外包子公司，在印度和大连均设立了总部，计划把大连员工由1800人增加到5000人以上。

　　这些公司扩张的动力是外国客户需求的急速增长，这些客户希望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并为自己在中国的业务寻求本土支持。同时，中国企业也有少许这类需求。TCS正在为中国第12大银行华夏银行设计和安装新的软件系统。由于所有的中国国有企业都急于得到IT和后勤方面的基础性支持，细流可能变成大海。日本IT外包公司葡萄城西安负责人詹姆士·天知说，中国国内市场起飞的速度比他想象得快：“我们原以为中国客户二三年之后才会出现，但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一个大国内电信公司的大项目。”

　　但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仍然落后印度5至10年。中国有两大不利因素，其一，虽然许多中国人英语阅读能力不错，但说写很糟。在需要与国外办公室流畅沟通的工作中，这是一个大问题。英飞凌在西安请了两名全职英语老师，其西安执行总裁麦克·帝文巴赫说：“员工不能与其他地区的同事对话，事情就很糟。因为人们会把语言水平低下错当成技术能力不足。”

　　而且，中国工程师和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实际能力与文凭相称的少之又少。虽然他们的理论水平比欧洲学生扎实，但能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如开发软件）的毕业生凤毛麟角。天知说：“就好比他们知道如何描述一把锯子，也知道锯子如何发挥最大作用，但他们就是不能用锯子做一扇门。”在最近一次软件开发人员招聘中，葡萄城公司收到了来自西安6家最好的科技大学的1200份申请，但只有7个人符合要求。

　　原因之一是职业培训缺位和学术与商业相分离。印度与欧洲的情况截然相反，人们要拿到工程师学位就必须获取工作经验。接受了严格理论教育的老师并不足以培养符合实际需要的学生，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授兼中国工程学院成员汪应洛说：“我们许多人并非来自业界，也没有商业经历。”

　　结果是，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不得不花上一点钱“补贴中国教育系统”。富士通的Noshiro把40名中国员工送到日本培训，每人每年开支为3万美元：“他们需要两年全时间培训才能成为中层工程师，4年才能成为项目经理。”天知说，即使经过3年培训，“也只有10%到20%的程序员真正达到要求，从而成为程序设计者。中国有这么多高校和毕业生，但他们的文凭水份很大”。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同样的问题。葡萄城公司搬进西安办公公园后发现，下大雨时办公楼和电脑设备都被淹了。

　　中国本土零散的外包公司对于改善上述局面无能为力。许多公司规模少于1000人。太平洋计算机国际公司员工不足600人，而印度的TCS有6万人。虽然这一行业将发生些并购活动——为了走出印度谋求多元化市场，一家中国对手公司、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和一家美国外包公司已经与太平洋计算机公司接触过——但基于某种风险的考虑，这在当地遇到了重重障碍，有时甚至阻碍了外地公司与本地企业的合并。与之相反，印度却成立了国家性的贸易机构印度国家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专责鼓励企业并购活动，以促进行业发展。

　　此外，由于中国盗版现象比印度严重，对知识产权的担忧也会妨碍外包产业的发展。虽然在华外企表示，偷取复杂的IT程式并非易事，而且只要简单的保护措施就能预防，但对于敏感商业信息外泄的担心可能会形成阻力。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可能会在BPO低端市场上扩大占有份额，这些低端业务包括数据录入、表格处理和软件测试，印度将继续保有高端业务的绝对优势，包括研发和设计，这些业务需要更大的创造性和更高的语言水平。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企业需要在中国寻求本土支持以及中国企业外包业务机会的增加，形势会发生改变。但中国和印度之间并非只有竞争：TCS去年与中国政府和微软签订了建立中国首个大型软件公司的协议，该公司将为2008年奥运会提供IT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