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纪委工作人员的到来，林争辉先是觉得惊讶，后来又甚觉宽慰。

　　5月17日，林争辉向记者回忆，“那是五一节前夕的一个晚上，中纪委工作人员和上海市科委一位领导一起和我谈话”。

　　林争辉是同济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所长，中纪委工作人员找他是咨询一些问 题。

　　此前，林争辉和上海另外两位专家接受新华社采访，发表了针对科研体制问题的一些看法。不久后，中纪委工作人员通过上海市科委找到林争辉，问他是否愿意见面谈谈。

　　林后来知道，事情的缘由是，科技部领导看到上海三位专家的观点后非常重视，特地委托中纪委驻科技部的工作人员，来上海找到专家面谈。

    低调问计

　　在谈话之前，中纪委工作人员将林争辉曾公开发表过的观点搜集起来，先给林看了一下。那是林争辉对科研经费监督事宜提出的一些看法。

　　林争辉和对方说，“我的情况大概是，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参与了一些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那时的风气很好，后来的情况并不清楚。”

　　不过，林争辉曾是上海交大微电子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因此他很关注微电子行业的造假问题。

　　林争辉对中纪委人士说，“对于科学造假事件，一定要先实事求是，把事情搞清楚；然后关于科研经费的问题，一定要在调查的基础之上，法律介入。”

　　林争辉感觉对方，“很认真，也很严肃，我非常信得过他们”。

　　在此前后，上海另一所高校的一位高教研究专家也接到上海市科委的电话，问是否愿意与中纪委工作人员面谈。

　　一个月前，当某些科技造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际，该专家也是接受新华社采访，就科研经费监督事宜提出建议的专家之一。他还特别提出了“科研经费洗钱6个通道”。

　　该专家告诉记者，那是在“五一”节前夕的一个下午，“一老一少”来登门拜访。来者首先出示了工作证件，“是中纪委派驻科技部的工作人员”。

　　接着二人说明来意，“受科技部领导之托来上海，了解科研经费洗钱等方面的情况”。

　　中纪委工作人员告诉他，“领导看到你提出的观点，感到份量很重，想了解更多背景性材料，能否提供更多线索？”

　　该专家说，“我并不是在举报洗钱，也没有指名道姓，只是举一反三探讨科研经费管理面临的问题。”他特别强调，提出的一些问题，主要目的并非针对具体个案，而是借相关个案探讨制度问题。

　　中纪委工作人员对他表示理解，并表示“这次主要是来沟通一下情况”。对话时，中纪委工作人员提了一系列问题，“那位年长者不断提问，而年轻人在那里不停地记录”。

　　不知不觉，3个小时就过去了，“如果不是学生来找我的话，可能还要接着聊”。这位专家回忆着，面带微笑。在他印象中，素以“铁面”著称的中纪委工作人员其实“蛮和气的”。

　　七大热门问题

    在中纪委工作人员到访上海三专家之前，一些专家曾通过有关渠道反映当下科技界七个热门问题？ 其一，科研经费是怎么到手的？

　　科研经费的立项、评审、发包机制有无问题。 其二，学术造假有哪些共性？

　　有专家认为，共性在于捏造事实、捏造数据。“如果要提防这类造假，应该注意检查实验数据和原始记录”。 其三，经费使用有哪些问题？

　　比如科研经费涉及洗钱。例如，有上海专家列举了科研经费洗钱的6种常用手法，引起了中纪委驻科技部工作人员的重视。

　　此外，院校争取来的科研经费还有可能成为向官员、专家行贿的来源。“比如送回扣，有的项目经费至少拿10%打点关节，一般一个专家的回扣率为项目申请费用的2%～5%；其次，送项目，专家评审通过了总课题，科研人员就拿子课题贿赂对方。”

　　其四，科研评奖机制。 “由于高科技项目其专家的圈子很小，相互之间太熟。因此重大项目评审可请境外院士专家参与。” 其五，为什么这段时间造假事件严重？

　　有专家认为，“和韩国类似，整个国家对科技界期望较高，自主创新的心情急迫，这时候假科学家、商人科学家就冒出来了”。另外，高校之间过于激烈的竞争，也是原因之一。

　　其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广泛存在。

　　比如一个学校引入一个院士的成本大约是500万，而院士过来之后，如果争取到1-2个项目那么收获的经费肯定不止500万，更不用说还有学校的无形资产。这样专家就和学校形成利益同盟。如果处理专家势必会影响学校的利益。

　　其七，高校人才引进政策的问题，以及院士制度的反思。“现阶段院士制度取消是不现实的，但院士应该成为一种荣誉以激励科研人员，而不一定要参加一些项目的决策。院士有时候也会受骗。”

　　这些专家的观点无疑均受到相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中纪委工作人员在拜访上海专家之前，均搜集了他们发表的相关观点。

    防腐三重门

　　在反思体制时，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正是重中之重。有专家向记者解读道，不少心态浮躁的学者，正是受利益驱动，逐渐走上造假之路。

　　事实上，围绕科研经费管理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媒体亦有持续报道。归纳起来，遏止科研腐败主要依靠三个环节：科研经费的审批、项目资金的监控、对造假者的惩处。

　　在审批环节，前述上海专家提到，“国外的科技拨款委员会是个松散的独立的中介机构，不属于政府，不是常设机构，里面更多的是鉴定专家，对申请项目实行匿名打分”。而且专家是随机抽取的，谁的分值高就给谁经费。专家信息是不公开的，所有的评审都不留下姓名。

　　中国与此方式最为接近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从实际运作效果来看，有人评价说，它是“用20%的经费，推出了基础科研近80%的成果”。

　　在资金监控环节，“大项目必须由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公正审计。所有项目都要进行过程管理和过程监督”。

　　韩国在黄禹锡事件爆发后，立即考察了美国、英国、德国的科研体制，最终决定引入“美国模式”，计划成立“科研真实性委员会”，在“科研过程”和“科研结束后”两个阶段均进行监督。韩国的这一机制，据称最晚将在今年上半年全面启动。

　　在对造假者惩处环节，越来越多的专家呼吁引入司法程序，将造假骗取科研经费者绳之以法。

　　作为一个镜鉴，韩国在黄禹锡造假之后，不仅由检察机关继续调查学术问题，还调查其滥用科研经费问题。

　　中纪委工作人员在上海与林争辉交流时，林也提出“应在调查真相的基础上，法办造假者”。 “改革是必然的”，林争辉补充道。

    科研反腐变革在即

　　除了前述两位专家之外，中科院院士汪品先是又一位进言的上海专家。

　　由于汪品先在北京出差，记者未能在发稿前与之取得联系。不过汪品先的部分观点已见诸媒体，“现在，有些巨额科研审批经费掌握在少数不懂技术的行政主管部门官员手中，他们掌握生杀予夺大权，造成权力寻租、‘跑部钱进’的怪现象。”

　　汪因此建议财权和审批权分离，掌握财权的政府部门直接从科研项目审批中退出。

　　专家们说，在传统学术道德底线屡屡失守之后，科研制度的薄弱环节逐渐暴露出来。其中政府职能的定位是讨论的一个热点。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文海也曾撰文指出，“政府直接管理科研经费，既不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也容易滋生寻租和腐败行为”。

　　还有观点认为，“现在相当数量的科研、教育机构内部已形成各种利益共同体，利益相关者已博弈出相对成熟的分肥机制。只有真正确立科研、教育系统的学术独立性，才有可能全面恢复其自身的学术评价体系。”

　　而前述上海专家对体制变革建议的第一条便是，“切断政府官员和科研人员的利益联系，那是腐败的温床”。

　　现在，针对中央政府的宏远目标——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到2020年，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从1.35%提高到2.5%——体制上的变革，也因此显得越来越迫切。

　　事实上，在中纪委人士来沪调研之前，有关政府部门已经行动了起来。

　　科技部有关领导不久前明确表示，将对学术造假事件进行逐一调查，调查结果将考虑向社会公布。他还透露，科技部计划为造假者建立“污点”档案。

　　同时，为遏制学术腐败，财政部有关官员也透露，我国将加大科研经费申报及管理的监督力度，并逐步实行问责制。

　　中纪委工作人员曾对前述上海专家表示，“我们的想法和你一致，也希望反思体制问题。这次先了解一下情况，回去之后梳理梳理。”

　　林争辉5月17日向本报记者回忆时说，“我相信他们会去查的。听上去，中纪委的人回科技部之后会讨论科研经费制度问题。” （本报记者左志坚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