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对象是明朝的十六个“臣”。中华书局倡导的“正说历史”在图书市场上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作为作者，我希望这个品牌能一直受到读者的关注和眷爱；作为史学工作者，我同样能体会人们对于“历史真实”的渴求。因此，我尽可能地说有根据的话，并尽可能真实地摹写我心目中的“明朝十六臣”的神貌。他们与从另外一些途径进入仕途的人，构成了明朝近三百年统治的社会基础中最坚实的部分。

　　中华书局 出版

　　作者：王丰明

　　定价：27．00元

　　落寞中的英雄刘基

　　朱元璋曾将刘基比作汉高祖刘邦的张良，于是后人便将张良与刘基作比较。王世贞说：“有人将刘基比作张良，刘基在谋略上确实无愧于张良，但说到做官或不做官的气节，却差得远了。”王世贞认为刘基早年仕元，后来转而扶助朱元璋灭元，大节有亏。这是一种比较。另外一种比较，是明人廖道南的话：汉代大封功臣，张良仅要求封为“留侯”就满足了，然后专心于道术，明哲保身，传说中还变成了神仙，而刘基却没有急流勇退，犹豫在朝，最终就像野鸡投于网罗、野象因其象牙而遭杀身之祸，难道他真是一心忠于朝廷而忽略了保全自身吗？

　　刘基不能安心做一个元朝遗臣，却心甘情愿地扶佐朱元璋，以儒家的“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来看，确实容易招致批评。何况，他还是元朝的进士。清代史学家赵翼曾注意到元末殉难的官员多是进士，并举出了十六人为例。刘基却以元朝进士身份去辅佐被人视为“盗贼”的朱元璋军队，也许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其实，在王世贞之前，已经有人就此批评过刘基。明人刘定之在为其乡人王子让的诗集作序的时候，说：“子让是元朝的举人，游历官场几年，难以施展才能，便辞官归隐，终身不仕。我读他的诗文，觉得流露出一股奇气，他的胸怀还是跟从前一样啊。……有一个人跟子让一样出自元朝的科举，辅佐石抹主帅守卫婺州和处州，他们相互诗文酬唱，气势万千。后来这个人攀龙附凤，自比刘文成（文成是刘基的谥号），可是他这时的诗文糟糕得很，昔日的豪气一点也没有了。”显然，刘定之这里所批评的人正是刘基本人。刘定之注意到了刘基诗文前后风格的变化，确是深刻。

　　明末降清的文人领袖钱谦益也许于刘基有“同情之理解”，对此见得更为分明。他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刘基在幕府，与石抹宜孙在患难中共事，被石抹以知己相待，迫切地想要效力朝廷。他这时写的诗歌，抑扬顿挫，豪气非常，使人读了跃跃欲试，就好像捋起袖子要跟他大干一场。后来刘基遇到太祖，运筹帷幄，受封伯爵，成为开国功臣，可谓功成名就。可是，他这时期的诗文里，却屡屡哀叹穷病衰老，昔日的豪气荡然无存了。”晚年的刘基，为什么悲穷叹老，豪气全无？真的像人们所猜测的那样，是刘基“变节”所带来的负罪感吗？然而，我们看刘基扶佐朱元璋运筹帷幄的自然，很难想像他内心真受着负罪感的煎熬。史载，刘基因母亲去世，回家乡料理丧事，常向乡人宣讲朱元璋是真命天子，而适逢处州发生叛乱，他立即不遗余力地率军平定了叛乱。他对于旧朝，能有多少的留恋呢？刘基晚年悲叹背后的真正原因，应该是因为他在洪武初年不断地遭受淮右集团的排挤和朱元璋的猜忌。

　　廖道南批评刘基不能及时功成身退，大体是合理的。其实，在洪武元年（1368）刘基被授予御史中丞职务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意气风发的。中书省都事李彬犯下贪纵之罪。李彬是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的私人，因此李善长请刘基缓治李彬之狱。刘基坚决主张查办，并派人专程向远在汴梁的朱元璋汇报。李善长便在朱元璋面前抢先告了一状，说刘基“专恣”。对于专制君主来说，臣下的专恣自是不可容忍，太祖对刘基的宠信开始打折扣了。接下来的一件事，又正赶上刘基的方术似乎也不灵验了。八月，天大旱。刘基进言道：“阵亡士兵的妻室共有数万之众，居于别营，阴气郁结；工匠死后，尸骸未收；张士诚的降卒们都编入了军户。这三点有干天和，所以发生旱灾。”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建议，一一妥加处理，谁料十天过后，依旧大旱。至此，刘基只得卷铺盖回青田老家。

　　一介书生方孝孺

　　方孝孺是明代洪武建文时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在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当中，他的思想和论著可能不是最出色的，但是他的结局却是最悲惨的，因此方孝孺成为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

　　在六百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中，明成祖朱棣从他的侄子建文帝手中，成功地夺取了皇位。为惩罚方孝孺对建文帝的忠心，他不但将方孝孺残忍地杀害，还株连其十族。在中国传统的亲属关系中，最多也就是九族。但是，朱棣史无前例地将方孝孺的门生故旧也算作一族，全部杀掉，造成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十族之诛。因此事而被杀者数百人，受牵连被发配的更有数千人之众。

　　如何看待方孝孺的死，数百年来，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方孝孺是中国封建社会愚忠思想的代表，也有人认为他是杀身殉道的了不起的人物。方孝孺的血肉之躯早已灰飞烟灭，朱棣抢夺来的皇位也早已被不肖子孙所葬送，但方孝孺的成仁取义与朱棣的残暴杀戮却同样留在了那段历史中。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浙江宁海人。他生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时值元末乱世，但浙江宁海地处偏僻，方孝孺在宁海的乡间度过了还算安定的童年时光。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是当地名儒，因此，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儒家思想教育。

　　方孝孺幼年时就很聪明，读书勤奋，五岁时就已能作诗。在现存的方孝孺文集《逊志斋集》中，就有一首方孝孺在六岁时作的名为《题山水隐者》的诗：

　　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

　　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

　　此诗还有稚嫩之处，但对于一个六岁的孩童来讲，其才情可见一斑。及至十几岁，他就已很擅长做文章，下笔千言立就，乡人都称他为“小韩子”，将他比作唐代的韩愈。

　　家学渊源。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对他一生的为人立世都有深远的影响。就在方孝孺一心向学的时候，突然天降大祸。洪武八年（1375），方克勤被人陷害，获罪流放。第二年，“空印案”发生，方克勤又被诬陷，受到牵连，在京师含冤被诛。

　　在这场劫难过去之后，方孝孺遵照父亲生前的安排，师从宋濂继续学习。

　　洪武十三年（1380）秋天，方孝孺告别恩师，回到宁海故里，探望祖母。没想到，这却成了方孝孺与恩师宋濂的永别。当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牵连甚广。宋濂次子宋璲（ｓｕì）和孙子宋慎牵连被杀。虽然宋濂此时已是白发老翁，而且已经退休回乡三年了，但朱元璋还是迁怒于他，要定宋濂死罪。后在马皇后和皇太子朱标的保护下，宋濂得以生全，全家被发配到偏远的茂州（今四川茂县）。人生暮年受此浩劫，宋濂万念俱灰。第二年五月，宋濂在发配途中自缢身亡。

　　在这些打击中，方孝孺也渐渐成长起来。他知道自己一定要承担起来，才不辜负父亲与老师的嘱托。

　　况钟三任苏州府

　　宣宗朱瞻基是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做了很多对百姓有利的事。他尤其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提拔，在吏治上有所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况钟的仕途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任苏州府。宣德五年（1430），苏州府等九个府的知府有缺，宣宗就命大臣们在京官中选拔一批“廉能有为”、“才堪牧民”的人去任职。受当时吏部尚书蹇义的推荐，况钟去全国最富庶的苏州府任知府。苏州府的人口和税粮超过当时的全国任何一个府，苏州府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苏州府税粮的征收情况也会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

　　况钟于宣德五年七月到任。况钟本人就是吏员出身，深知吏治积弊。因此，他决定先从整顿吏治入手。况钟到任之初，不动声色，暗中对属吏进行考察。况钟处理政务的时候，这些吏员环立在他周围请判牒。况钟假装对政务不懂，询问左右，大都按照这些属吏的意思进行办理。这些属吏非常高兴，认为新来的知府愚庸无能，糊涂可欺。三天后，况钟召集群吏，一一宣布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并将情节特别严重的几个人立刻处死。这些属吏看见况钟做事坚决果断，而且很有智谋，没有人再敢冒犯他。通过况钟的整治，苏州府的坏风气得以扭转，吏治逐渐清明，百姓也大多遵纪守法了。

　　况钟任苏州知府尚未满一年，就整顿吏治，核减税粮，废止多项苛捐杂税，为民伸冤，很得民心。苏州府百姓都很爱戴他，称他为“况青天”。就在况钟将纷繁复杂的府务刚刚理出头绪，正想大有作为的时候，他的继母何氏在原籍靖安去世。宣德六年（1431）三月，况钟回原籍守制。况钟走后，苏州的百姓怀念他，曾作歌谣唱道：

　　况太守，民父母。

　　愿复来，养童叟。

　　二任苏州府。况钟离开后，苏州府百姓都舍不得他。长洲县三万多人联名向朝廷上书，请求朝廷让况钟回到苏州任职。宣宗朱瞻基应百姓的请求，决定对况钟夺情（指官员服丧未满而被朝廷强命任职），让他回任苏州府知府。他对吏部的官员说：“老百姓的请求，就满足了他们吧。让况钟再任苏州府知府，直接赴任就行了，不必来京谢恩。”这是况钟二任苏州府知府。况钟奉旨再任，很感谢皇帝的特殊恩宠，更加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做个好知府。

　　况钟是在宣德七年（1432）再任的。就在这一年的四月，苏州府连降暴雨，七千多顷良田被淹，大片的房屋、堤岸倒塌。况钟一面和各县官员组织救灾，一面向朝廷上报苏州府的灾情，同时也要求朝廷派人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调研疏浚工作。朝廷命令江南巡抚周忱同况钟一起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疏浚。况钟认真负责，经常亲自到工地察看。他通过细致的调查，提出了解决办法。从此，苏州地区的旱涝灾情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