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从1996年5月17日开播至今，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走过了十个春秋。

　　播出的459期节目，和那些被贴上橙色标签锁在柜子里无法播出的节目一起，记录了一个栏目对真相的不懈探寻，记录了转型期中国的某个侧面或片断。

　　王志、长江、柴静……观众对出镜记者的名字耳熟能详，栏目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探寻事实真相。”是《新闻调查》宣传语。“真相就是正在被遮蔽的事实。”在《新闻调查》工作10年，如今是制片人的张洁越来越发现：“真相有时被权力遮蔽，有时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无意识遮蔽。”

　　与造假官员过招

　　采访中，一名乡干部呵斥被采访者：“谁胡说我就收拾谁！”

　　1995年7月至9月，严重干旱和缺水的山西省运城地区，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建成了可灌溉100万亩的六七万个渗灌池。3年之后，开始有人反映，渗灌工程完全是假的。甚至为了应付领导参观，当地还修出了半弧形的“池子”——从公路上看过去是一个完整的池子，而另一半却是空的。

　　1998年9月，《新闻调查》编导徐涛和策划刘山鹰赶赴运城做节目的前期调查。徐涛回忆说,所有的人都认为运城渗灌的选题好，但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难做。“因为当事人都还在职位上。”9月11日，摄制组一行5人正式开始拍摄、采访。摄制组的行动受到诸多特殊“关照”：住处对面，住的就是当地电视台的人。为了避开他们，摄制组凌晨四五点就出门，但是发现依然被跟踪：有的人“明跟”，有的车则“暗跟”，摄制组的一切行踪都在对方监控之下。

　　当时，一些当地基层官员的气焰非常嚣张。采访中，一名农妇告诉记者，“渗灌池没放过水，从来没用过”，跟在摄制组后面的一名乡干部立即大声呵斥她：“谁胡说我就收拾谁！”听到那名乡干部说话后，敏锐的摄影师记录下了这意味深长的一幕。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了渗灌井后面的秘密，插在农田里的所谓“水管”其实是一根木头，在木头上甚至已经长出了木耳。

　　摄制组回京后，当地政府为此下的力气之大，动用人员之多，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运城的几个人，不断在我们办公室的走廊里窜来窜去。他们最后判断：该节目肯定不播了。除了少数几个人，我们也都以为不播了，大家垂头丧气。”

　　10月16日清晨，一哨人马由时任制片人的夏骏带队，直奔北京首都机场。起飞前15分钟，夏骏才在候机厅一个偏僻的角落，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当晚央视1套21时10分将播出《透视运城渗灌工程》，为了了解当地政府和百姓对该节目播出后的反应，评论部在节目播出当晚前往运城采访拍摄，并将制作成一期《焦点访谈》，两日后播出。之所以临起飞才说明，因为当地政府活动能力不可小视，一旦走漏风声，当晚《新闻调查》的播出很可能泡汤。

　　这一次去运城，摄制组改为先飞抵河南省洛阳市，然后在洛阳市牡丹大酒店包租一辆面包车，从陆路进入运城境内。当晚11时多，摄制组结束一天工作后在运城大酒店下榻，并叮嘱司机把车停在凭窗可以目及的地方。司机终于忍不住了，用河南普通话问道：“你们到底是来干啥？我以前开车去邢台解救过人质，结果反被人家扣下了。咱们是不是也有危险？”

　　次日，摄制组制作的这期节目播出。播出时，一位中央领导正在广西北海市迎宾馆就餐，看罢节目沉默不语。夫人劝他多吃一点，他将饭碗一推，低声说道：不吃了！

　　记者得了“非典”?

　　在甘肃采访，记者被当地诊断患“非典”而受隔离，导致节目流产

　　2003年的春夏之交，中国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非典”在中国和其他国家肆虐。5月4日，《新闻调查》决定赴甘肃省定西市拍摄有关农村防治“非典”的节目。媒体当时对农村如何应对“非典”鲜有报道，而定西农村有不少在北京打工的人，《新闻调查》想把定西作为一个麻雀来解剖，以回答人们的疑问。

　　记者杨春踏上T149次列车，一周之前，正是从这趟列车上向定西输入了两例“非典”病人。那一刻，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几天后被当地诊断得了“非典”，同去的同事也被隔离长达半个月之久，节目也因此流产。5日下午，冒雨采访了半个小时之后，杨春开始发烧。3天后，杨春被甘肃省临床确诊为“非典”。5月13日，受卫生部指派，北京的两位专家赴定西对杨春进行会诊。会诊结果认为杨春“‘非典’的临床诊断依据不足，不能确立。1到两天内，如病情平稳可以排除是‘非典’”。5月19日，定西地区向中央电视台报告杨春的病情：“已经达到‘非典’患者的治愈条件”，正等待通知，准备出院。“直到今天，被北京专家排除‘非典’的杨春，依然是一个被治愈的‘非典’患者。”说这话时，张洁的语气听不出是愤怒，抑或是无奈。

　　遭遇“黑恶势力”

　　好在打手们并没有真正动手，恐吓一通后扬长而去

　　2004年5月，《新闻调查》接到举报，在深圳市林立的写字楼群里，存在着大量不为人知的商业骗局——一些外贸公司跟外商签订的合同是假的，承诺给生产企业的预付款也是假的，用各种手段收取企业的各种费用之后消失。摄制组旋即赶赴深圳，调查骗局背后的内幕。

　　摄制组采访到的王先生是节目里最关键的人物，他是深知骗局底细的“内线”。由于他“污点证人”的特殊身份，一旦暴露可能会招致同行的集体追杀，所以摄像李季想了一个高招，只拍他投射在墙上的影子。而片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冷锋，聪明而有心计，在受骗后通过贿赂与骗子们相熟的小姐打听线索，跟诈骗公司的骗子们斗智斗勇斗狠。因为想更好地隐蔽自己，起初他要求戴着墨镜接受采访。

　　“我和柴静面面相觑。完了，这个节目，内线是打在墙上的虚影，男一号戴着墨镜，受害者也要求面部适当遮挡，而骗子们则纯是偷拍，整个一地下电影啊！”范铭事后回忆说。第二天采访时，冷锋因为临时买不到墨镜，节目主角中终于有了一张见得光的脸。

　　更为凶险的场面发生在摄制组赶赴诈骗公司奥佳公司采访、拍摄时。摄制组兵分两路：编导范铭携带偷拍机，假扮成诈骗公司行骗对象盛先生的妻子；柴静则在明确奥佳公司没有在海关登记注册进出口业务后，以记者身份对公司进行采访、调查。

　　两路人马到公司交涉没多久，奥佳公司的李总借故离开，随后来了一群五大三粗、着装像电影里的打手的人，对两路人马百般恐吓、威胁。好在打手们并没有真正动手，恐吓一通后扬长而去。

　　公关与反公关

　　“几乎每一期舆论监督节目，都有公关行为出现”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焦点访谈》门前经常排着两个长队：一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向节目反映情况；还有一个，是住在北京各宾馆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向节目公关，不要播批评他们的片子的。

　　而在《新闻调查》门前公关的队伍可能不比《焦点访谈》短——作为周播的45分钟节目，从拍摄到制作、剪辑、播出，给来公关的人留了长达两周的“排队”时间。

　　张洁向记者证实，几乎每一期舆论监督节目，都有公关行为出现。有一些节目因此被贴上橙色标签锁入柜子，但大部分节目还是如期播出了。“《新闻调查》播出的每一期有影响力的舆论监督节目，都是全台上下，甚至还可能是台之外更高层的领导，抵抗公关的结果。”

　　在《新闻调查》，没有一个编导会说，我们能掌握真相——越做得多，越觉得真相不可企及，对于他们而言，探寻本身比结果更有意义。“探寻真相是一种姿态，是一直努力的方向，”张洁说。

　　这条路，却不好走，有一段时间，播出率只有50%，尤其在2002年。有些编导因此不太愿意做调查性报道，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好的调查性报道选题，因为难度和风险比较大，有时候题在题库里放了3个月甚至半年都没人去领。

　　现在的张洁，已经在约束自己尽量少和官员、老板交朋友。他解释，“你要和不良现象打交道，你就要客观公正，要有同情心，你要不让权势和金钱干扰报道的公正性，你要抵御住诱惑。成了朋友，监督就没法进行了。”

　　“我们要做一个揭黑记者，就不能在生活中留下阴影。”出去采访时，包括正面报道，张洁都要求栏目自己承担经费。这在新闻行当里被视为异类，也遭到很多媒体的嘲笑。但张洁和他的同事依然坚持，因为“一个做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要注意小节。廉洁和公正，是一个记者最基本的职业底线。”（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