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张贵峰(湖北 市民)

　　近日，据辽宁省社科联、辽宁省青少年研究会大型联合调查显示，在年龄为10~20岁的青少年之中，最受青睐的职业是老板或者商人（19%），其次是政府官员或者公务员（17.5%），而“普通劳动者”则备受冷落，仅有3%的青少年愿意做一名“普通劳动者”。（5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有当地教育人士将此归结为，“社会上普遍充斥的商业文化和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庸俗”，认为“现在无论孩子还是家长，眼光大都比较狭隘”——“劳动没有高低贵贱，要让他们真正了解劳动的意义……”

　　鄙视普通劳动者，而青睐老板、官员，这样的价值观无疑非常庸俗和狭隘，但如果分析仅止于此，又给人隔靴搔痒之感。一个很难回避的追问是，滋生此种庸俗而狭隘的职业价值观背后的社会现实又是什么呢，换言之，这样的职业观见证了当前普通劳动者怎样的草根困境？

　　如果我们承认所谓的“普通劳动者”主要指的就是工人、农民、一般职员这样社会草根群体的话，那么上述问题的答案显然不难得出，那就是，普通劳动者生存生活状况、质量的普遍性窘迫、逼仄。以劳动者最为关心的工资收入为例，有数据显示，近年来，虽然一方面我国GDP数字一路不断攀升、国家财力日益雄厚，但另一方面，体现普通劳动者收益的重要指标——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89年的16%降为2003年的12%，总额仅约为1.2万亿元，而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则有3.7万亿。这表明，劳动与收入的关联程度在不断降低，劳动分享国民财富的能力日渐式微，直白地说，也就是：劳动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值钱，而非劳动收入已成为主要的财富积累和转移形式。——如此劳动地位下，劳动者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又如何具备社会吸引力而不备受冷落？

　　也许，在青少年面前大谈工资收入，确有“庸俗狭隘”不够理想化之嫌，但问题是，要让劳动成为一件光荣而值得向往的事情，劳动收益难道不是最基本的“劳动意义”？更重要的是，目前普通劳动者堪忧的社会处境，远不止表面的工资收入这一端，而是体现在其社会权益的许多方面，如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等权益领域，普通劳动者往往就意味着最“普通”、实质也即最弱势的保障水平。这样的权益生态之下，面对青少年不愿做普通劳动者的现实，又岂是一句“劳动没有高低贵贱”的漂亮说教就能化解的？

　　诚然，应当承认，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利益群体的加速分化不可避免，而一般普通劳动在社会分工中重要性的降低，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必须强调的是，任何时候，维系所有劳动者起码生存体面的基本社会权利的一律平等，无“普通”、“特殊”之分，是必须坚守的社会正义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