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朱四倍（河南 高校教师）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向记者证实，几乎每一期舆论监督节目，都有公关行为出现。有一段时间，节目的播出率只有50％。

　　（5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新闻调查》的口号“探寻事实真相”，但张洁发现“真相就是正在被遮蔽的事实。”是什么人阻止了50％节目的播出呢？因为“节目触及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你可能影响了他的名誉、财产、乌纱帽，甚至让他掉脑袋”。我们不难想象《新闻调查》记者在调查黑势力与造假官员时的艰辛，不难想象舆论监督所遇到的困境。

　　有数据显示，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47％，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这和《新闻调查》遇到的困境是一样的，是新闻舆论监督疲软、传通渠道不畅、行政信息公开不到位、公众缺少知情权的表现。那么，我们有理由反问：被调查者何以惧怕舆论监督？众所周知，在传统的行政模式下，由于臣民意识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一些官员对舆论监督采取敌视的态度，认为民知多必乱，处理与公众的关系通常采用破坏性的手段，而不是真诚地努力通报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官员严密封锁消息网，公众作为政府体系之外的一种力量，对政府的监督被认为一种不利于政府的行动而常常受到抵制。

　　公众为什么需要舆论监督？伴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政府的行政权也在不断扩张，现代政府管理调节社会的方方面面，公权力在不断的扩大，易乱用、滥用而滋生腐败，传统的监督方式因其自身的特点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机能，因而人们寄希望于社会舆论的监督机制，希望通过新闻媒体等公共论坛公开揭露权力滥用现象，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不利于被批评者的舆论压力，使得政府及其官员能更好的服务于大众。

　　官员对舆论监督的公关是对公共舆论权威性信仰缺失和漠视公民权利的表现。任何一个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人都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他有权利检查“公仆”的过错，并对他认为不对或不当的行为提出批评。

　　舆论监督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为“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西方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认为，当公众评论直接关注政府的日常琐事和政府对日常工作方法的选择时，它当然就会像一个笨拙讨厌的家伙，像是一个乡下人在操纵一部难以驾驭的机器，但是无论是在政治还是行政方面，当对制定基本政策的更为巨大的力量进行监督时，公众的批评则是完全安全且有益的，是完全不可缺少的。这体现了一种精神：对公众舆论权威性的信仰。

　　面对《新闻调查》的遭遇，重建对公共舆论的信仰是一种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