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星移斗转，岁月流逝。无论后人如何评说，作为历史一页，你们已深深地铭记在当年知青及全场职工的心中。此碑为证”———摘自屯昌晨星农场知青墓碑记知青墓———
前面就是22位知青遇难的地方
新闻背景
本报文字记者 唐海珍 摄影记者 丁川报道海南农垦于5月15日至21日举办大型知青回访活动，连日来，250多名接到邀请的当年知青纷纷从全国各地乃至国外返回到原下乡农场，重走故地，重访故人，追忆当年那段刻骨铭心的知青岁月。
5月16日下午17时许，当11名原广东知青手捧绢花，来到屯昌晨星农场的知青墓时，原本阴沉但一直没有下雨的天空，突然飘下细雨。
“姐妹们，我们来看你们了。”11位远道回来的知青眼眶含泪，在知青墓前默哀、鞠躬、献花，向22位年轻的同伴寄托哀思。
回忆定格在1970年10月17日。这是一个让所有晨星农场当年知青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在一场特大强台风袭击下，农场养猪连26位花样年华的姑娘及两位男青年被洪水团团围困，虽经奋力拼搏，滔滔的洪水仍吞噬了22位年轻的生命，仅剩下6位幸存者。
忆当年 “等到水退了才把6个人救了上来”
原广东知青、现任天津市大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黄友民是当年参与救援的第一批人员之一。当年施救的那一幕幕情景，至今仍在他的脑海里清晰浮现。“想了三个法子，救了三次都没能成功，一直等到水退了后才把6个人救了上来，其余的……”
黄友民回忆说，那天天还没亮，估计是凌晨四五点左右，当时在团部机关工作组任职的他和另两名男知青被团部武装连的人吵醒。一问，才知道是团部刚建的养猪连被洪水淹了，他们要赶着去救人。黄友民三人马上穿上雨衣，跟着武装连的人一起跑到晨星大桥。
当时风大雨大，到桥边一看，除了白茫茫的一片和黑乎乎的山影，耳边是震耳欲聋的水声，根本分辨不出养猪连在哪个位置。武装连的同志初步判断了一下，开始下水试图往养猪连方向游。黄友民原是广州市少年游泳队的队员，水性很好，也跟着下了水。一下水，他就感到水流很猛，同时下水的二三十人没游多久，就被急流给冲散了。他们在急流中根本没法游，只能顺着水流往下冲。见情况不妙，黄友民在水中远远看到一个“岛”，冲过去一摸，原来是棵大树。他赶紧抓住树枝，爬到树冠上。这时另一位队员也冲了过来，两人一起爬上了这棵树。
当时雨点很大，打在身上疼得很。两人都感到冷得钻心，牙齿直打颤。为了取暖，两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伤死别 “想了三个法子救了三次都没能成功”
这时天渐渐发白了，两人回头一看，看到了水面上露出养猪连的茅草房顶，上面还趴着几个人。他们冲着那几个人喊：“不要怕，我们来救你们了。”但狂风暴雨之下，对方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喊话。而事实上，他们也没能力去救对方，当时的情况，他们都只能等待其他人的救援。
天亮后，雨渐渐停了。武装连派来的另外一个排的人过来了，将绑上绳子的木棍抛向黄友民他们，才将他们拉回了岸边。
上岸后，他们商量怎么营救屋顶上的那几个人。大家想到的第一个方法是用木排，但当做好的木排绑上大绳子后推向水中，马上就被水打回了岸边。这个方法行不通。黄友民想到第二个方法，就是将绳子绑在自己身上，自己游过去拉他们。但当他下水后没游多久，就发现自己游不动了。原来浸了水的缆绳太重了，一直将他往水底拖。当他整个人被拖到水底时，他挣扎着想往上浮，可是力不从心。“那时我第一次尝到了快死的滋味。”还好岸边的同志发现情况不对，赶紧往后拉他，慢慢又把他提了起来。等他回到岸边，已经精疲力尽，瘫在了地上。
后来，战友们又想到用汽车轮胎施救，但也没成功。
无尽的哀思
在广州白云仙馆聚会。黄友民等倡议，大家热烈响应，为重修墓场捐款。从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广州知青和汕头知青共募捐人民币11.5万元送往晨星农场。农场出资了18.5万元，在农场全体职工财力、物力的大力支持下，于1998年7月重新修建了坟场，命名为知青墓。
墓园的建筑设计方案和碑文均出自知青们之手。
谈往事 “自己是班长，有责任保护伙伴”
当年的知青们介绍说，6位侥幸逃生的姑娘当时靠的是运气，是机智，是毅力，是互助精神。当她们被洪水裹挟经过养猪连的驻地时，广州知青何启珍在急流中抓到了晒衣场的粗铁丝，顺着铁丝抓住了木桩，又在木桩冲倒前奋力游向一栋茅草房宿舍，在黑暗的屋顶上耐心等待救兵。
不识水性的潮汕姑娘陈惠兰紧紧抓住水性一般的广州知青杨铭田，铭田尽管自身难保，但她意识到自己是班长，有责任保护弱小的伙伴。好在她俩侥幸被冲到第一栋茅草房旁边，铭田用力将惠兰推上房顶，自己再爬上去，不料这栋茅草房被洪水冲垮了，她们顺水漂至第二栋茅草房旁边，两人再次爬上屋顶。
带头唱《国际歌》的黄珊建抱住了墙报栏的木柱，她把脚伸向身边一掠而过的同伴，大喊“抓住我！抓住我！”可惜没有一个人能抓得住她。后来，她爬上了宣传栏的棚顶。救援人员最早发现她。
广州知青张思慧在被水冲散的那一刻，就迅速脱掉身上的雨衣和鞋子，当被冲至一棵大树时，她迅速抓住了树枝。紧跟着，汕头知青陈淑娥也抓住了这棵树，两人全身泡在水中好几个小时，全靠双手抓住树枝，互相鼓励，嘴唇都咬破了，一直坚持到水位回落，才将双脚站到了树杈上。
话友人 “养猪连的女知青个个优秀能干”
从知青们三言两语的叙说中，记者了解到，当年这个养猪连在全团是最优秀的。
1970年盛夏，当时的团领导为改善生活，解决全团的吃肉问题，决定成立养猪连。养猪连的地点选在离团部不远，步行20分钟左右便可到达的一块不可多得的平坦地上。但这块地地势很低，且是沙质土，很明显是河水长年累月冲积而成。这些，在今天看来很一般的常识问题，在当年却没有引起任何理性的怀疑。
团领导从各连队抽调了26名能文能武的优秀女知青及两名男“老工人”组成了养猪连。所谓“老工人”其实也只有30多岁，他们一人当连长，一人当指导员。26名女知青则是来自广州、潮汕、海南的16至23岁的女青年。
养猪连的这些姑娘个个能干，又肯吃苦。自己割茅草盖房，从来不叫苦叫累。姑娘们不仅能干，还能编会写。国庆节团部组织文艺汇演，养猪连自编自演的节目可精彩了，又是快板，又是说唱，节目编得好，表演更出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知青们说，事情发生时，养猪连还没开始正式养猪，而姑娘们却这么快就走了!
回忆当年的知青精神 越辛苦越光荣
说起当年的这些往事，知青们都唏嘘不已。黄友民说，当时他们这些广东知青从大城市过来，家境大都很好，到海南后尽管生活环境反差很大，但大家的精神却很亢奋，只想着要磨练自己，要在磨练中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哭鼻子、偷懒、谈恋爱，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要被人嘲笑的。当时知青们想的是哪里最辛苦就到哪里去，觉得最辛苦才是最光荣，这样才能真正脱胎换骨，锻炼自己。
原广东知青、现移民新西兰的刘建男说，当时学校分配下乡地方时，出于照顾她，想分她去东莞。可她强烈要求去海南，去农场。而她那时对海南并没什么概念，只是很单纯、很天真地认为应该到最辛苦的地方去。
原广东知青、现在广州市一家医院当主任医生的梁坚回忆说，来到农场，天天要参加劳动，饭菜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很难吃到肉，但没有人叫苦抱怨。
黄友民深有感触地说，在海南的这段岁月留给他的记忆，却是最特别，也最难忘的。以至于他在国外遇到海南人，一听他们讲的普通话，就能马上判断出他们是海南人。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