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昨日报道经过数年不良资产处置，中国银行业拿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有数据为证，2006年一季度末，我国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1万亿元，不良贷款率8.3%。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6万亿元，不良贷款率9.8%，首次降为一位数。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480.2亿元，比年初增加7.4亿元，不良贷款率3.9%，比年初下降0.3个百分点。而在2004年末，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72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3.2%。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58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5.6%；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425亿元，不良贷款率4.9%。

　　但在这些数据的背后，中国银行业是如何取得这些成绩，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迄今为止，我国政府为银行业改革而进行注资、核销坏账等的费用已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使工、中、建、交等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单”。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为了将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适应市场机制的现代金融企业，我国政府付出了高昂的“手术”费用。

　　从1999年起，我国开始了对不良资产的市场化处置进程。长城、华融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就在这个时候成立，负责处置剥离出来的1.4万亿元坏账。截至2006年3月末，这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共累计处置不良资产8663.4亿元，累计回收现金1805.6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20.84%。

　　2003年，当国有银行第二次剥离坏账的时候，它们选择了世界著名投资银行。当年6月，工行与高盛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约定就解决工商银行目前拥有的不良资产进行战略合作，包括建立合资企业以共同投资价值约数十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创建合资服务实体及开展资产管理的合作培训等。紧接着，建行也与摩根士丹利公司就“不良资产处置试点项目”签署了协议。

　　2003年底，我国又启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这两家条件相对较好的国有商业银行注资，2004年又从这两家银行中剥离了2700亿元的不良资产。对比“成绩单”上的数据，正是2003年底，两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均由上一年度末的超过15%降为5%左右。

　　当然，也有学者研究指出，不良资产持续“双降”这一成就，是在存贷款利率管制、利率总水平略有波动、而存贷款利差反而扩大的情况下取得的。

　　一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采取高贷款利率、低存款利率的政策，这实际上是以牺牲存款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增加银行的盈利空间，间接地为银行的损失提供补贴。另一方面，监管当局“双降”的考核指标也为商业银行扩大贷款从而增大分母（所谓“分母对策”）来降低不良资产率提供了激励。

　　该专家还认为，新增贷款的快速增长往往隐含着很大的风险。他告诉记者，大的跨国银行通常将贷款增速控制在5%以内，大多数国外银行的贷款增速会控制在10%，但是去年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速普遍较高，有个别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增速甚至达到70%多，这无疑隐藏着巨大的坏账风险。

　　因此，我们在解读银行业不良贷款持续“双降”的时候，至少要考虑到以下几点：一是如果剔除剥离因素，有些年度的不良贷款余额是不降反升的；二是不良贷款率的下降有可能因为贷款总额增大即分母增大而导致的；三是新增贷款的过快增长意味着未来更多不良贷款产生的可能性。

　　不论是直接核销坏账还是通过高利差间接补贴，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改善凝聚着国人的辛劳。当我们已经付出了5万亿元的代价改造中国的银行时，希望它们自身的“造血机制”已经建立起来，而不要在以后让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再为它们“输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