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
徐良
英雄桂冠太沉重
那时候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任何场合我都生怕人们忽视我的存在；现在，我最怕别人认出我来
-本刊记者 陈磊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地期待……”1987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坐在轮椅上的对越战争“一等功臣”徐良深情高歌，一夜之间，这首《血染的风采》红遍大江南北。
20年，几经风雨，现在的徐良过得如何？
一条腿的代价
1985年，西安音乐学院四年级学生徐良，因为一次偶然的慰问演出，意外地开始了军旅生涯。那时候，中越老山战争开始不久，各高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前线慰问演出，徐良被选中。
“部队马上要换防到云南中越前线，我们去演出，我第一次感受到战前的肃杀气氛——团长一声令下，全团2000多名官兵齐刷刷脱掉军帽，全是光头，誓师上战场！”
这是充满理想主义的1985年。还有几个月就大学毕业的徐良想参军了。
经部队和学校的层层审查，徐良终于成为一名军人。入伍第3天，他所在部队开拔到越战前线，接着就是3个月的“战前加强训练”。
“每天1万米。战训的1万米和平时操场上的1万米不一样，跑的全是山地，根本没路。还得背着背包跑，你知道背包里是什么？砖头！一边8块，总共16块。最怕下雨，一块砖就能有3块重。下来抬腿过门槛，腿哆哆嗦嗦就是过不去。别管你多累，第二天摸爬滚打照样1万米。”
按照规定，徐良是大学生直接入伍，专业又是音乐，领导想让他留在团部。他不干，坚决要求上前线。那时候，大学生直接入伍的士兵比较少，徐良是典型。“上前线打过仗，这兵才不算白当。不然我参军就为穿这身军装晃荡么？”
就这样，大学生徐良上了前线。
1986年5月2日晚——一个让徐良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越军偷袭部队所在阵地的下方哨位。
徐良和几个战士奉命前去支援。正在向下方移动时，敌军开始了对上方哨位的偷袭。徐良和战友们分析，敌军的真正目的很可能是袭击上方哨位，佯攻下方只是为了吸引注意力。
徐良卧倒在一道土坎后面。对于下方的三道黑影就是3枪，3名越军全部倒下。
毫无疑问，年轻的徐良高兴得太早了，他以为越军已被全部击毙，站了起来。“上前线几个月了，还没见过越南人，亲手击毙了几个，太激动了，太想看看他们长什么样了。”
越军的枪响了，徐良倒在土坎上。子弹射中的是左腿，没有打中骨头，却射断了股动脉。徐良当年的自述形容那血“不是往外流，而是往外喷！”
醒来后，徐良躺在医院里。事后得知，他那3枪击毙一敌，击伤一敌，负伤的敌兵被战友击毙。整个战斗我军只有他一人受伤。而他之所以能躺在医院里，是战友们轮番抬着才穿过封锁线。
失血过多，拖延时间过长，导致徐良左下肢缺血坏死，不得不截肢。两个半月之内，他接受了9次手术，前后共用血26000毫升，“血管里都是战友的血”。
“腿是连根锯掉的，要是能留个10公分，也能装个假肢。”20年后，看着空荡荡的裤管，徐良比划着，叹了口气，一根接一根地抽起了烟。
突然间一条腿没了，当时的徐良没感觉什么，“战地医院里都是伤兵，缺胳膊少腿、双目失明的多了。傍晚出来晒太阳，拐杖扔了一地。”
直到回到后方，徐良才真正意识到势必被改变的生理和生活。
“母亲得到消息后几乎昏了过去，父亲专门去云南医院陪了一个月。”1987年11月，徐良回到家，没多久，他就住不下去了。“我家住3楼，以前都是我举着70多斤重的煤气罐上下楼，健步如飞。现在听着老俩口拎着煤气罐上下楼，每走一级楼梯就‘咚’的一声，听着心里难受。”“我能住得下去吗？”
“孩子我几乎没抱过。孩子喊着爸爸扑过来，要是正常人，准是一手就把孩子抱起来了，可我双手拄着杖。”徐良说自己很少带孩子出去玩，都是妻子带着出去的。
不过，20年前，25岁的徐良无法体会到更多。那时，他是“英雄”——负伤不久，新华社对外发布消息，参军大学生徐良英勇负伤；5月19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战地百灵血溅老山”；接着国内各大媒体纷纷报道；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徐良隆重登场。
这一年，《血染的风采：徐良的抉择》和《血染的风采：一等功臣徐良的人生启示录》两本书同时出版；他主演的《血染的风采》开播，他因此获得“中国十佳电视演员”的称号。
荣誉和光环纷至沓来。
一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
20年后，徐良说起自己的“一夜成名”，已是淡定从容。
“我是最早的大学生参军者之一，当时整个师乃至整个军只有我一个是自愿要求入伍的大学生，是典型中的典型；再就是中越交战的1980年代，老山前线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再有可能就是我会唱歌，长着一张‘英雄’脸。”说到这，徐良笑了。
上春节联欢晚会，徐良并没觉得什么。有一次，他骑着那辆残疾人摩托路过西单，结果行人纷纷回头：这不是徐良吗！回头一看，自行车都倒了一片。“连公交车上的人都探出了头。”徐良这才意识到，他成了名人。
另一次，徐良打车奔火车站，出租车司机连闯几个红灯，被交警拦下，一问是徐良有急事，警察一路放行。到了火车站，更是让出租车直接开上站台。提起那段“英雄”岁月，徐良很是感慨，“比有特权的人还有特权。”
他说了几组数字：负伤后的一年多内，他做了500多场报告，在人民大会堂就做过4次，最多时一天4场，每场2个小时；每次从外面做报告回来，都有数个记者在家守候；社会各界写给他的信，加在一起有五六万封，很多到现在也还没打开。
徐良说当年的自己“是个被社会惯坏的孩子”，“像个小丑”。
“那时候谁的话我都听不进去，任何场合我都生怕人们忽视我的存在；现在，我最怕别人认出我来。如果有年轻人问我的腿怎么啦？一般都回答是车祸撞的。”
波折的生活，留给徐良的是什么呢？“20年前，是遗憾、肉麻；10年前，是幼稚、可笑；5年前，很充实；而现在，我成熟了。”吐了一个烟圈，徐良说。
红极一时的徐良很快遇到烦恼。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刊登赵伟昌撰写的《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文章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尽管报社同志一再解释，鉴于经费等各种因素酌情付给报酬，但他始终没有改口。
文章矛头直逼徐良。
随即，《北京晚报》、《报刊文摘》作了转载，《淄博日报》、《文汇报》、《新观察》及香港《百姓》杂志相继进行讨论。一时间，关于“英雄”索取高价出场费的行为是否恰当的讨论铺天盖地。
1988年1月26日，交涉未果后，他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
官司一审、二审，最终，徐良胜诉。但是，“影响已难以挽回”。此后，他几乎不再到外地演出。
1997年7月，和几位朋友到娱乐场所吃饭，徐良在外面打电话，“朋友在里面因为小姐问题和人发生了冲突”，行动不便的徐良便“喊来几个朋友”，想让他们带自己离开。不曾想，这几个朋友也参与了打斗，致对方一人死亡。
徐良参与打架、致人死亡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中一篇文章称：徐良在北京某舞厅与他人发生磨擦，导致激烈争吵，后有动手现象。腿有残疾的徐良一看自己打不过对方，遂叫来几个(据说是徐的熟人)，让他们帮助自己。叫来的人于是大打出手，其中一人将对方打成重伤，被殴者最终因为伤势过重死亡……
尽管“自己连骂一句都没有”、法律后来也证明自己没任何过错，但是作为现役军人，他还是被部队关了一年多禁闭，在此期间，和妻子陈燕协议离婚。
“屋内住了三四个战士，门口几十个士兵轮流看守，不知是怕我逃走还是怕我想不开。”徐良说，那段时间，想死的心都有了，在总政治部拘留所“绝食了六天六夜”。
经此一事，徐良彻底进入“霜冻期”，在公开媒体上销声匿迹。但非议并没有停止。
不知何时，网络上流传一篇署名为“北明”的文章。文章开始称：徐良犯的是一级谋杀罪。全班士兵战死之后，他受到班长的监督，临阵脱逃未遂。当他和班长来到悬崖峭壁时，他将班长推下了悬崖，然后逃离战场……班长竟然没死！后来在中越交换战俘时，班长回到了故土……此案得到了公正审理：徐良被判无期徒刑，终生监禁。
徐良一脸气愤和无奈：“等我见到这个‘北明’，一定要问问他，我与他无冤无仇，他为何恶毒攻击我，难道就为我唱红了《血染的风采》？”
“网上的谣传要真有一丝一毫是真的，我还能是现役副团级军人吗？还能被评为一等功臣，战友们还能经常相聚？”徐良说他曾想站出来辟谣，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这20年怎么写呢？
被部队关禁闭一年多后，徐良常年呆在北京，中间短暂南下过广东，“呆了大半年，不适应，2001年左右又回到北京”。之后，他从事过多种工作：帮人开过夜总会，红火一时，但不到两年倒闭了；到房地产公司给朋友帮忙，却又被人“忽悠”了。
现在，朋友搞钼矿生意，徐良帮点忙，刚开始弄，生意做得如何他没有细讲，只是说干好了，想把小儿子移民到加拿大去——1998年和前妻离婚后，2000年徐良又结婚并有了孩子。“不干点别的，活不下去啊。”徐良说。他在北京天通苑小区花1000多元租了间房子，并请了位保姆，“算下来每个月没5000元过不下去”。
“我现在每个月3000多元的工资，其中包括全年8900多元的腿钱。参军20多年，住房公积金累积下来也只有8万多，在北京挖个洞都不够！”怕记者不明白“腿钱”的意思，他又特意解释了一下：“就是伤残费，以前每年96元，逐渐涨到目前这个数。”
20年过去了，徐良说那条被锯的腿还是有后遗症。“创面留下许多神经瘤，有时候睡着睡着，就突然疼得跳起来。”
“我生活不规律，经常成夜成夜不睡觉，都在和朋友聊天，朋友特别多。”怕记者误解，他又补充了一句，“不光是以前的战友，各行各业的都有。”
几年前，徐良学会了上网，但也仅限于用Q Q聊天、浏览网页，而且“打字速度特别慢，是‘一指禅’功夫”。
5月的北京，天气并不怎么热，发福的徐良没走几步已经汗水淋漓，看得出，他身子很虚。记者想搀扶他一下，被拒绝了。“我自己能行。”语气里似乎有些不悦，“像男人一样活着”是他的常用语。
他是开着一辆POLO过来的，拐杖放在旁边。POLO是为老婆买的，他以前开过一辆听说是朋友送的宝马。
徐良喜欢车是出了名的。“在老山前线临战训练时，就曾偷开军车溜出去，为此，受过警告处分。负伤后，有一次，又驾车从北京开到甘肃酒泉，后来还曾独自把车从广州开到北京。”
“有一次，我开着一辆没挂牌的车在西安市溜达，被交警查到了：没挂牌你不知道哇？！我打趣：我不把这个当车，当轮椅了。看我是个残疾人，交警最后没法，只得放了。”提起自己的恶作剧，徐良又坏笑了，有些得意。
采访结束，记者送徐良回家。拐杖不断敲击路面，发出清脆、有节奏的声响，5月的北京大街时有美女经过，徐良皱着眉头看了几眼，又低下头继续走路。
“你提出采访我的时候，我就想，这20年我干过什么呢？我都担心你这篇文章该怎么写。”他一脸苦笑，像是问记者，又像是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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