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京韩国住户第一人

　　深相好在五道口一带开始“电话艳遇”的1999年，禹东硕所在的望京新城渐渐热闹起来，许多在华韩国人从亚运村的公寓搬到这里，“韩国村”不久就成了气候。

　　1997年，作为北京市最大一块规划住宅区，望京的开发随着望京新城101号楼的崛起而展开。由于开发商恰好是禹东硕的朋友，他被邀请到101号“试住”。

　　“那时候，周围连柏油路都没有，下雨天到处是烂泥。”禹东硕清晰记得，窗外满眼是被推土机掀开的土地，只有零星几个未来得及拆除的水泥乒乓球台，表明这里过去并非蛮荒之地。最初的几个月，101号楼如同戳在大工地上的桩子，突兀而孤单。

　　两个月以后，第一班公交车开通了，三个月以后，望京新城101号迎来了第二户韩国房客。“我们并不认识，但后来成了好朋友。”禹东硕说，望京发展的这些年，遇到过交通的瓶颈，也曾存在配套设施的局限，好在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八年间，望京的住户进进出出，禹东硕对于望京的信心却未曾改变。

　　临近望京新城的花家地一带，因为设立了韩国国际学校，周围还有中医学院、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等院校，曾聚集了一些韩国学生及家长。随着望京新城渐具规模，条件好于花家地的老房子，陆续有韩国人搬迁过去。口耳相传间，望京在韩国人心目中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很多没来过北京的韩国人都知道，望京是北京韩国人聚集最多的“村子”。

　　朝阳区望京社区，由花家地、南湖渠、望京三大居住区组成，共有近20个居民小区。其占地860公顷，总建筑面积1000万平方米，规划居住人口25万至30万，是迄今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在建的规模最大的社区。

　　中韩建交14年，贸易总额增长了8倍，望京的“韩流”最直观地反映出两国交流的频密。

　　到2006年，望京地区的总人口接近20万，韩国人就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禹东硕开玩笑说，这些人都是自愿跟从，他自己没有拉拢过任何韩国老乡。“其实韩国人乐于聚居在望京和五道口，是很容易理解的，如同中国人在国外也会形成‘唐人街’。”

　　望京是北京第一个以中产阶级为目标消费人群的高档社区，其价位虽超出普通北京市民的承受力，对于在华韩国人而言却极其便宜——同等面积的二室住宅，亚运村外国人公寓的月租金为2000美元，而在望京只需要2000元人民币。

　　在韩国，雇一个保姆的费用，折合成人民币至少要每月8000元，而在北京，请一个朝鲜族保姆只需要800元。

　　与禹东硕一样，多数在华韩国人的工资，远不如在韩国从事同等工作。“但是，在中国每月挣3万，或许可以剩下2万，而在韩国即使能挣8万，大概也要花掉8万。”一个更为直观的例子，让禹东硕深感北京生活的低成本——从汉城打车去机场，需要大约人民币1000元，在日本东京，这笔费用大概为2000元，而在北京，则低于100元。

　　巨大的诱惑不断吸引着新的追梦人。他们或者举家搬到北京，或者独自奋斗，他们与这座城市、这里的人接触，交流，偶尔会碰出火花。

　　深相好与李娜的故事也还在继续。他们第二次见面，分手的时候，深相好的感觉却完全不同。“男生送女生，这是出于礼貌，但是当我第二次送她回去，看到她走上楼，我转身一个人往回走，感觉很不好。我很想再看看她。”

　　未过磨合期的邻居

　　由于以往的不愉快经历，深相好与中国人交往一直刻意保持距离，他从没想过，自己竟与一位北京女孩开始了刻骨铭心的爱情。

　　2000年开始，深相好帮哥哥在北京打理一家餐馆。一个朝鲜族店员与汉族店员发生冲突，最后把深相好也牵扯进去，他的身上至今还留着伤疤。

　　还有一次，深相好与朋友去北京郊区游玩，一个中国人突然斜刺里冲出来，揪住深相好不由分说一顿暴打。事后才知道，那是一个醉鬼，借酒撒疯。

　　虽然遭遇的都是偶然性的极端事件，毕竟还是影响了深相好对中国人的印象，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喜欢用暴力而非其他途径解决问题。

　　与北京女孩的爱情，让深相好对中国人有了更多了解，也学会了如何尽量化解彼此隔阂。

　　来自天津的石婕是北京某外企的白领，禹东硕入住望京的那年，她也在望京西园四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过去的三四年间，她眼看着一批批“老望京”搬走，一批批韩国人住进来。“现在韩国人喜欢去的全州馆，我记得1999年还是新疆菜，后来又改成了德国啤酒城，变化太大了。”如今，石婕在望京西园三区又买了房子，原来的住宅租给了韩国人。

　　房子租给韩国人之后，石婕总是担心中国邻居会和他们发生矛盾。“韩国家庭一般孩子多，有的还在屋子里滑滚轴，四区房子隔音又差，会显得非常吵闹；韩国青年夜生活丰富，有时候到了半夜，马路上还有韩国青年人骑着大马力的摩托车，楼下的大铁门，偶尔会有伴随着韩语的砸门声。”

　　到处是韩国店铺、韩国商品，一些中国居民认为这压缩或侵占了自己应有的生活空间，造成了诸多不便。一位家庭主妇抱怨说，韩国人喜欢购买“品相好”、包装精致的蔬菜和水果，而他们的消费水平也抬高了这一地区的物价，“望京的蔬菜、水果明显比其他地方贵，害得我们总得去很远的农贸市场买东西。”

　　西园四区一位姓孙的老人说，他平时与这些韩国邻居没有任何来往，“他过他的，我过我的”，只是某些时候，他认为这些“财大气粗”的韩国人会显露出一点“有钱人的傲慢”。

　　细微的文化差异也会导致误解。

　　韩国人习惯于把鞋子放到房门外，而中国邻居觉得这占用了门前的空间，污染了空气，甚至感到晦气——按中国人的习俗，只有家里死了人，才会把鞋放到屋外；韩国人的生活垃圾一般放在门口，中国邻居最初会把它理解为不讲卫生的行为；韩国人在外订餐，吃完了会把碗放在门口等待餐厅服务生拿走，中国邻居觉得这样有碍观瞻。

　　韩国人也需要“忍受”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不明白广场上为什么有那么喧闹的大秧歌，为什么中国家庭炒菜有那么重的油烟，为什么中国人会把宠物狗带进电梯……

　　禹东硕说，在这种混居社区，肯定有一个融合的过程，而他强调，韩国人更应该努力适应当地的习俗。“在生活上，我已经没有任何不适应了。”他所担心的，是自己的同胞不尊重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惹出太多麻烦，影响韩国人的整体形象。

　　2004年5月，望京新城社区贴出一张批评个别韩国人夜间扰民的公开信，但很快被人撕掉了。“公开信”事件凸现出中韩住户的不和谐关系，一时间，望京新城社区的业主论坛出现了大量言辞激烈的帖子。

　　今年62岁的慎荣树曾担任“在中国韩人会”的会长，从1998年至今，他还面向在京韩国人编辑一份叫《北京通讯》的小报。帮助自己的同胞了解中国、适应北京，他觉得是自己份内之事。慎荣树承认，虽然中韩之间在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方面已非常接近，局部的摩擦还是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混居社区。

　　今年4月8日，韩国驻华使馆在望京社区举行了“韩国驻华大使与朝阳区市民见面会”，目的即在于进一步促进中韩居民的沟通。大使表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的加深，大家可以更融洽地相处。

　　见面会上，一些中国居民也主动问询：韩国人在邻里关系上有哪些礼仪？

　　“生活在一个带有‘异国风情’的社区，我觉得无所谓。有时反倒想，中韩居民之间还是差异性太小了，要是换成法国人聚居区……”石婕认为，哪怕是中国邻居之间，也是需要相互宽容的，所以，她更愿意看到韩国人带给自己生活的积极影响，“韩国的男孩子很养眼，女人们则很善于打扮，我喜欢偷偷观察她们的怎么化妆，怎么搭配衣服。同样是小小的发卡，她们扎起头发来就显得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