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渴望的是农民工能看得起病
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孩坐在床沿,手臂缠着纱布,旁边是医院的复诊资料,她眉头紧锁。图片说明中,她说,我想活下去。
她叫孙文娟,《农民工:流动在边缘》(下称《农民工》)一书中一位普通的打工妹,20多岁却身患尿毒症已四年,家里惟一读过书的叔叔孙振亮为她打着艰难的“维权”官司,却一直无法得到用工单位的保险赔偿。 两度换肾都没成功的她,必须每周定期去医院做三次血液透析,以维持生命。而旁边一张照片中,为女儿捐了肾的孙妈妈在城里做着保姆,她的脸色很和缓,没表露很多哀怨。
5月4日,来北京图书大厦参观《农民工》图片展的读者络绎不绝。一位和孙文娟年纪相仿的女孩在这两张照片前驻足良久,她没料到展厅海报上那个一脸微笑的女孩原来就是患着病痛的孙文娟。在随后的交流会上,坚强的孙文娟说她最渴望的是农民工能看得起病,打工者能享受最起码的医疗保障。
据推出这本书的非政府组织、北京市“协作者”负责人李涛介绍,“协作者”在深入民间的服务过程中,把镜头锁定了农民工群体。在为农民工提供非典救援、紧急救助、法律、文化、健康、文艺等志愿服务的同时,“协作者”开展了大量的调查记录活动,并结集出版了《农民工》。“协作者”的成员一次偶然在高校中了解发现,即使是大学生,在提到农民工这一群体时的第一反应也仍是“衣衫破旧邋遢、疲倦无神、黄色笑话、馒头、文盲”等。十年的走访和调研让“协作者”深深感到,社会对于农民工群体的偏见和歧视依然严重。
《农民工》以典型个案描述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分别从农民工就业、二代移民教育、社会保障、劳动权益、管理模式、治理变革,以及农民工流动对输出地乡村发展的影响等不同角度,做全方位扫描。
还原农民工作为“人”的本真面貌
还是在2003年,当时10岁的女孩谢京京的“六一”儿童节过得与平日没什么不同,她要赶在太阳完全出来之前,将妈妈昨晚洗的大盆衣服晾到河边。盆太大了,她搬不动,便找了个小盆一件件往外拾,刚才还哭闹不休的弟弟也光着屁股帮姐姐抬着盆在沙砾路上走。姐弟俩在等着父亲节日“带好吃的回来”。
冲镜头露出笑容的刘金祥并不是因为生活有了什么起色,2003年拍摄这张照片时正值非典,他自家种的菜卖不出去,都烂在路边,连摄影者李涛都为他着急,他却自顾自地在不足十平方米、被他称作“家”的窝棚前抽烟解闷:“等子女都考上大学我就不在外面包地种了,要回家喽……”刘金祥的儿子12岁,女儿8岁,要实现回家的愿望,他至少还要等十几年。
拒绝让镜头记录他们悲苦表情的还有很多农民工。“我的镜头锁定了边缘,镜头还原给我的却是一张张笑脸……”作者之一李真说。
而另一面,照片也如实记录了屡次被封或被迫搬迁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工厂从事生产操作的女工因三氯乙烯中毒使双手留下了终生无法消退的疤痕,“非法中考”考场上明知无法在北京读高中仍倔着性子要考高分的品学兼优的女孩——一名大学生对这幅图片感到痛心,老师在认真地监考,学生在认真地答卷,难道这些孩子真的没有未来没有希望了吗?而这些孩子的回答干脆而有力:“回家乡考试,一定再考到北京来!”
李涛激动地告诉记者,5月3日来参观的人约有40%是农民工朋友:“谁说农民工不懂文化不愿读书?素质低下?不愿为自己维权?不愿努力改变命运?在农民工‘脆弱’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巨大的‘潜能力’。”这种“潜能力”不仅表现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上,也表现在推进就业模式变革、流动儿童教育改革、消除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社会制度创新上。
中国农民非农化转移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同时被乡村和城市悬挂起来的群体。这次展出的图片便是“协作者”以民间视角对农民工群体生存与发展状态的真实记录,主办者希望能够在城市的书店、大学和乡村的社区开展巡回展出,还原打工群体鲜活的群体生命,促进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人群、乡村社区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推动中国城乡和谐社会的建设。
“协作者”的秘诀:在民间,在行动
中午散会后,李涛跟他的农民工朋友道别时还不忘邀请他下星期带着孩子一起去海洋馆玩。同样出生在农村的他说自己感觉农民工就像自己进城的兄弟姐妹,觉得自己欠他们的,他们有难处了不能不管。每个周末,“协作者”的志愿者都会到农民工密集的住区为孩子们支教,小到数学、英语,大到教孩子怎么与人打交道、怎么做人。
令“协作者”工作人员高兴的是,每年都有很多的大学生或城市社区居民或记者等各种身份的人加入“协作者”志愿者队伍,尤其是很多农民工也从起初的服务对象转变为如今的协会志愿者,就连刚在兴华打工子弟学校读六年级的苗钟丹都在志愿者之列。
为侄女打“维权官司”失败的孙振亮同样带着希望走进“协作者”,负责维权工作,他高兴地接受了“对每位求助的打工朋友都要像对孙文娟一样,当成自己的亲人”的要求,但他也深刻感到,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问题仍处于博弈状态。他希望《农民工》一书能够真正唤起整个社会对农民工群体命运的关注。
“协作者”打算将《农民工》图片展扩大到更多的城市书店、大学和乡村,为的是进行更广泛的公民教育,而非说教。去年刚大学毕业的朱茜在“协作者”实习一年后就决定留下,而她的同学姐妹都纷纷进了外企等高薪单位。在城市出生长大的她只是很平淡地说在这里工作有种心灵上的归属感,跟这样的一群人相处,觉得生活很真实、很踏实,感受到内心无欲无求的宁静,与以往很浮躁的城市生活是很不同的。
“我们所做的,是真正走进农民工,并参与他们的生活,与他们融为一体,在帮助他们的同时我们也有自己的收获。”李涛并不觉得自己这十年很艰苦:“我们能让这本书的每一个文字充满力量,每一幅图片能记录感动,秘诀就是我们一直在民间,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