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城市亚沟镇岳吉屯,有一处深宅大院,西侧两座“古建筑”,当地人称“举人府”;东侧是一排“新建筑”,原为小学教室。
举人府年久失修,荒草在院中随意地生长,但84岁的村民赵玉华还能想起举人府当年的气派。 岳吉屯老胡家出了两代举人,而且是父子两人,分别享有朝廷封发的“文元”、“文魁”之誉,岳吉屯因此格外有名声。胡氏父子虽考取举人,却没有做官,但因为照享朝廷俸禄,因此在老家建起一座四合院豪宅,老百姓俗称“举人府”。
胡家老举人共有兄弟姐妹7人,老三考取了举人。至少举人胡德熙时,胡家已分为12股,所以在胡家的后院建有私塾,旁边是胡家家庙。在岳吉屯的北山上,胡家建有墓地,老举人的父亲至今还葬在那里。
胡家虽地位显赫,却极为仁慈友善。赵玉华说,举人府设有粥棚和花子房,专门用于施舍没饭吃的老百姓,若是没家没业的要饭花子,还可以住在花子房,全部费用由举人府担当。清朝废止科举至日寇入侵,胡家大户地位日渐降低直至“分崩离析”。新中国成立后,举人府“有形资产”一律充公,“四清”时举人府家谱、书籍、牌匾等“细软”又被扫荡一空。
今天的举人府仅存两座老宅,仿佛向人们述说着如烟往事。“废科举、兴新学”,荒凉的举人府与岳吉小学相处相伴,却又让人无法割断对科举制度的追忆。
历史上恶名累累的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立了进士科,亦为后来的科举制。隋炀帝不承料到,这种选择文官的进士制度,却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流行1300年,甚至被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借鉴。英国大文豪狄更斯指出,“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
“最大的腐败是用官的腐败”。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集团无一不重视“选官”问题。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其弊端是“官位世袭”。汉朝以“察举”和“征辟”取代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选任官吏,但难免“官官相护”等舞弊行为。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却被世家大族所把持,成为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而只有隋朝的科举制度,从根本上改善了选官制度。
科举制度基本沿用“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形式(由“举人府”判断,胡家的两代举人仅仅通过了乡试这一关)。科举所坚持的“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原则,打破了世族对选官制度的垄断,为平民百姓入仕创造了公平竞争机制,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正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一大批雄才大略的历史名人,如王维、白居易、苏东坡、朱熹、海瑞、林则徐、蔡元培等人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
1905年,科举制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清廷废止。然而,正如学者们的呼吁,“对科举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几乎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而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我们不应仅仅将其作为批判的靶子进行敲打,而应将科举文化进行全面的清理研究。”
昔日的举人府仍然颇有气度。本报记者 杨兴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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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源风情录41
边丽艳 本报记者 杨兴文 王作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