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报告”课题组推出2006年《医疗卫生绿皮书》。“绿皮书”认为，中国十年医改确实造成了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但原因并非推行“市场化”惹的祸，而是政府投入“缺位”、监管“不到位”和功能“越位”造成的。据此，该书第一主编杜乐勋表示，“对目前的中国医疗现状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

　　杜乐勋认为，医疗改革应该确定两个原则，“一个叫做市场机制，一个叫做政府主导，两个基本原则缺一不可，不可偏废”。“从大量事实看，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多的不是因为引入了市场机制，而是没有正确有效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医改不成功“政府应负更多责任”，杜乐勋的这一分析和判断，笔者认为是准确和到位的。不用举很远的例子，仅就最近几起与医疗有关的新闻来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如齐二药假药事件中，导致致命假药一路畅通无阻的监管失灵；而最近，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对记者坦言，近年来国家连续10余次药品降价举措没有根本缓解“看病贵”。

　　政府该管该主导的事情却没有管好、主导好，严重“不到位”———如医疗公共投入、市场监管，而不该管也很难管好的事情却仍然没有放手———比如裁判员与运动员混为一体的医政关系，揣摩《绿皮书》强调“政府主导”的思路，我以为，这里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医疗改革究竟应确立怎样的价值定位，或者说，医改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减轻政府负担、甩包袱，把医疗问题简单地推给市场，还是为了让公众看得起病，保障他们的健康权益？

　　很明显，正是因为在这一基本的改革价值定位上存在偏差，很大程度上选择了前者而不是后者，我们的医疗改革才会在“政府不到位”与“市场不充分”的左支右绌中身陷双重“失灵”的泥沼———既公共责任旁落，又市场秩序混乱，一面是医药行业腐败不断，一面是医疗价格虚高不下。

　　而如果我们进一步以此为视角，来审视其他民生领域内的改革，不难发现，类似这种由于价值定位偏差导致的改革困境，并不止于医疗领域，比如同为近年来民生热点的住房、教育改革，就几乎存在同样的病症。以住房问题为例，正如最近有学者撰文尖锐指出的，“中国房地产的根本问题并不在房价”———“房地产在中国发展的从始至终，增长导向几乎都是唯一的要旨，而民生取向以及政府在百姓安居中所要扮演的重要公共角色则被一定程度上遗憾地丢弃了。”

　　至于教育改革，同样的问题正是：我们的教改究竟为了“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并为此让学费不断疯长、导致教育产业化，还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让孩子读得起书、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显然，还是由于有意无意中选择了前者作为改革的价值定位，教改领域才与医改一样，病症如此雷同：投入不到位导致学费高涨，监管不到位导致乱收费盛行，职能转变不到位导致垄断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行业竞争……

　　毫无疑问，只有首先搞清楚了为什么而改革、价值目标是什么，我们才能真正地把握好改革尤其是民生领域的改革，从而使“市场机制”与“政府主导”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并由此最终产生和谐、裨益于民生福祉的改革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