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美国受入侵伊拉克以来产生的众多矛盾的困扰，以及国际上出现的新生力量对美国的制约，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正变得有耐心和注重多边性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最近就此发表评论说，美国的外交变得“更加圆滑”。

　　这家在美国较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说，当国务卿赖斯最近正视关于伊朗问题的国际情绪——暂缓考虑美国迅速采取强硬行动的要求，同意欧洲遏制德黑兰核蓝图的新一轮计划——时，这个举动完全出自布什的“游戏手册”。

　　不是战略或思想的彻底转变

　　文章作者认为，这是布什总统的第一个外交游戏手册。令一些保守派、尤其是国会中的保守议员吃惊的是，美国外交的至上主义程度已大大降低，赖斯重新强调把具有相似价值观的观点一致的人团结起来的重要性。

　　除了伊朗问题，人们从文章作者列举的的好几起事件中可以看到这种新现实，以及赖斯在这种新现实内行事的态度的证据。其中包括：

　　——对哈马斯，赖斯屈服于欧洲的压力和对巴勒斯坦人道主义危机的担心，同意确定一个考验期，在这个时期内恢复向哈马斯统治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援助。亲以色列的院外活动集团至少暂时退让了。

　　——对中国，布什政府拒绝称中国为“货币操纵者”，尽管它对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方面采取的行动“极为不满”。这个决定遭到了国会中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的讥讽，他们认为人民币坚挺会损害美国的制造业，但它推迟了在这个问题上与北京的对抗。

　　乔治敦大学美国对外政策专家查尔斯·库普钱说：“在第二个任期内，布什政府更多地考虑到在外交方面进行接触的需要，认识到它需要作出让步以团结其他人。”

　　库普钱还说：“这不是战略或思想的彻底转变，而是完全出于需要进行的改变。在伊拉克问题上陷入困境以后，我们看到在哈马斯问题上的转变，在伊朗问题上的转变，我们看到重新强调需要欧洲的力量和团结。”

　　这家美国报纸说，国外新出现的咄咄逼人的力量正对美国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这些力量包括俄罗斯和中国，还有伊朗、哈马斯和石油资源丰富的委内瑞拉，它们都喜欢公开与美国叫板。

　　赖斯的调整使一些人担心，美国政府正寻求缔造联盟，仿佛这本身就是一个目标。与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华盛顿思想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对外政策分析家丹妮尔·普莱特卡说：“我完全赞成与盟友改善关系，但我们必须了解在这个问题上赞同他们如何能取得进展。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目的不是与法国人和德国人更好地合作——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使伊朗放弃核计划。”

　　评论说，当然，美国政府内有其他人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不同的立场。副总统迪·切尼最近因俄罗斯民主的倒退和利用能源“敲诈”邻国而猛烈抨击了俄罗斯，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反映了布什第一个任期的道德确定性。它还表明，活跃的新保守派与比较传统的国际主义者之间的内部冲突仍然存在。至少从“9·11”事件以来，布什政府内就一直存在这样的冲突。

　　赖斯倾向于传统的“国际主义”

　　乔治敦大学的库普钱说：“赖斯在思想上一直更倾向于老布什和当时传统的国际主义，而不是乔治·W·布什第一个任期的新保守派国际主义。”赖斯带来的不仅是她得到总统毫无保留的支持的假设——这一点其前任科林·鲍威尔是不具备的，还有处理相互冲突的对外政策观点的能力。

　　曾在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赖斯共事的雷蒙德·坦特尔说，要对付世界强国并把它们联合起来，“你需要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国务卿赖斯就是唱红脸的。

　　坦特尔说，在伊朗、哈马斯和其他国际问题上，切尼的盟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唱的是白脸、扮演的是强硬人物，这在国会赢得了时间”。“与此同时，赖斯还与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德国合作，游戏的名字叫渐进主义。”

　　主张伊朗实行政权更替、目前担任伊朗政策委员会主席的坦特尔说，联合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考虑给了赖斯“一个教训”。但这没有改变美国在伊朗问题上的决心。他说：“她已经认识到，要保持团结就必须缓慢地采取行动，但路的尽头是同样的目标，也就是要伊朗停止研制核炸弹。”

　　赖斯主持美国对外政策后发生的一个变化是，在对外政策等级体系中，国务院不再居于五角大楼之下。国务院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在处于低潮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感觉我们又占上风了。”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认为，国务院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重新占上风，这并不意味着一方已经获胜或者政府内部的冲突已经结束。一些专家说，即便在布什离任以后，美国国内政策方面的类似分歧仍会困扰美国的对外政策。

　　库普钱说：“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现在的对外政策是布什及其顾问的直接副产品，一旦他们离开，我们将恢复……以温和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中间路线联盟为基础的政策。”

　　但他说：“分割国内阵营的因素同样决定着对外政策的发展方向。有人认为随着布什总统离任，对外政策观点之争将逐渐消失，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