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党史博览

　　在血与火的岁月中成长

　　1904年7月12日，刘锡五出生于河南孟县（今孟州市）堤北头村。其父刘肃堂深谙商道，在江苏、安徽等地办有盐场、商号及药铺，拥有土地30亩、房舍70间。刘家虽称不上富甲一方，但在当地也是少有的富户。

　　刘锡五天资聪颖，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那时，军阀割据，战事不断，为把儿子培养成为支撑门户、光宗耀祖的人才，1920年，刘肃堂把刘锡五送到开封圣安德烈中学读书。这所教会学校的校长是个英国人，教学内容跟现实脱节，管理却十分严格。刘锡五对学校的课程不感兴趣，但对反动当局查禁的进步书刊却情有独钟。1922年，刘锡五陆续收到表叔武怀让（时任唐山交大党团负责人）寄来的《新青年》等杂志，表叔并在书信来往中向他宣传共产主义，进一步打开了刘锡五的觉悟之窗。在武怀让的影响下，刘锡五不能忍受令人窒息的奴化教育了，他和同学们群起抵制。此举仿佛巨石击水，激怒了英籍校长。最后，学校开除了刘锡五的学籍。

　　1924年6月，刘锡五和同学赶赴北京考学，与在此办理赴苏留学手续的武怀让不期而遇。叔侄俩住在同一公寓，谈得甚是投机。从表叔那里，刘锡五对马列主义及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同年7月中旬，武怀让在北京火车站与刘锡五分手时，特意向北京党的组织介绍了表侄，并指定专人办理其入团手续。1925年初春，经何孟雄介绍，刘锡五进入上海大学读书。是年10月，刘锡五秘密入党。

　　在大革命风雨的洗礼中，刘锡五迅速成长。1929年，刘锡五任上海沪西区委代理书记兼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这年10月，上海反日大同盟在南京路宁波会馆召开会议，党组织安排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秘书长刘锡五及朱镜我前去参加。刘锡五在会上以泰东印刷厂校对工的身份，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惨无人道的罪行，从而被特务盯上了。散会返回的途中，他被特务抓住。眼看就要被带走了，刘锡五一边反抗，一边机智地大喊：“强盗敲诈。”租界巡捕闻声赶来，将他与便衣特务一起带进巡捕房。有个特务掏出国民党党员证朝巡捕面前一晃，用手指着刘锡五说：“这个人是共党。”

　　巡捕房内部关系复杂，矛盾重重。那位巡捕并未理睬特务的指控，反斥责道：“没有经过值班巡捕批准，又无引渡证，你怎能越界抓人？”当巡捕探问刘锡五的身份时，刘锡五说：“我是泰东印刷厂的校对工。”在他身上搜索一遍后，见无可疑之物，巡捕当即将他释放了。

　　回去后，刘锡五把自己如何被抓及怎样脱险的经过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汉年听后笑着说：“锡五同志，你很机智勇敢，应付得很好嘛！如果被便衣抓出租界，事情就难办多喽！”

　　1931年春，由于郭亚先、李国玉等人叛变革命，中共河北省委、省军委、团省委及北平市委先后遭敌破坏，薄一波、安子文等党的干部和众多爱国青年相继被捕。

　　7月中旬的一天，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锡五，头戴博士帽，身着淡蓝色大褂，脚蹬白皮鞋，来到北平绒线胡同“刘少白公馆”（系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点）谈工作。谁知，这里已被敌监视。他不知情况有变，刚进入院里，即被“蹲坑”的便衣特务抓住，后被关进北平草岚子监狱。在此，先期入狱的有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众多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

　　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薄一波、刘锡五等“政治犯”与敌人展开了绝食斗争，坚持7天。最终，敌人被迫接受了“改善伙食、增加火炉取暖、允许购买书报、每天放风三次”的条件。

　　以前，刘锡五家里每月给他寄10元钱，这次他刚入狱时，家里一次就寄来数百元。刘锡五把钱全部交给了狱中党支部，用作革命经费。这笔钱不但改善了难友们的生活，而且狱中党支部还购买了《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克》等大量的原文马列著作和进步报刊，由懂外语的同志翻译出来，供大家传阅学习。刘锡五学得很认真，被难友们戏谑地称为“老学究”。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为解决干部缺乏的难题，北方局报请中央批准，让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53名党员干部履行“签字”手续，出狱工作。1936年，这50余人先后出狱，投入新的战场。

　　1941年，薄一波对刘锡五说：“我们在监狱中有困难时，蒙你家给予了许多资助，要不要给你家一些照顾呀！”刘锡五笑着说：“那是我应当做的，要什么照顾呀！”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生前曾这样说过：“在我们党内有两位同志是自己拿钱出来干革命的，一个是刘锡五，一个是黄敬。”

　　挥泪撰文悼左权

　　1936年11月，刘锡五出狱后，先到延安工作，后调入北方局，相继任中组部干事、地方科科长，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和北方局委员。他协助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以及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开展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和建政工作。

　　1942年5月24日，日伪军出动2．5万多人，采取奔袭与“铁壁合围”的战法，对山西省的青塔、偏城、北艾铺等地形成了包围圈，企图吃掉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刘伯承部。此时，一二九师大部已跳到外线作战，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党校、部分警备部队近万人尚未转移，被敌合围。在彭德怀、左权等人的指挥下，我军将士奋勇杀敌，战斗从日出打到日落，打退了敌人十几次的反攻，给敌以重创，阵地始终被我军牢牢控制。晚饭后，刘锡五带队向麻田东部山区转移，5月25日黎明时分到达南艾铺和姚门口一带。正要埋锅做饭之际，万余敌人赶到了，与我先头部队接上了火，我军近万名转移人员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情急之下，彭德怀命令快撤，并发出了“分路突围，各自为战”的指令，由彭德怀、刘锡五率总部和北方局机关从西北突围；杨立三（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率总后勤部从正北方向突围；罗瑞卿（时任野战政治部主任）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党校向南突围；由左权（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负责全面指挥。 在敌机轰炸、扫射与步兵炮火的夹击下，十字岭阵地上弹片飞溅，硝烟四起。彭德怀和刘锡五带队冲上十字岭，于傍晚时分将敌人的包围圈撕开了一个口子，冲了出来。冲到小南山村时，刘锡五身边的人已经不多了，他一边吩咐埋锅做饭，一边令其他人员去接应没有冲出来的同志。稍过片刻，彭德怀赶了过来，对刘锡五大声说：“这里离敌人太近，要赶快走开。”未等刘锡五答话，一名警卫战士跑来报告了左权牺牲的消息。彭德怀、刘锡五听罢，止不住流下了眼泪，他们和大家一道脱下军帽，为左权志哀。 左权的牺牲，无疑是八路军和北方局的惨重损失，大家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刘锡五和左权共事多年，交情颇深。现在左权去了，刘锡五悲痛欲绝，挥泪写下一篇题为《为左权同志复仇》的悼念文章，发表在1942年7月7日的《新华日报》太行专版上。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的行列中失去了左权同志，全民族正为这一巨大损失而同声哀悼，掀起复仇的怒吼！”“克服一切前进中的困难，坚忍沉着地度过黎明前的黑暗，打倒吃人的法西斯野兽，完成左权同志未竟的革命事业。”

　　在吉林受到高岗排挤

　　1949年5月，金色的阳光沐浴着中国大地，全境解放的东北处处呈现出盎然生机。

　　5月2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来有关吉林省委领导组成人员的任命文件，刘锡五被任命为吉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握着这份文件，刘锡五感到肩上担子的分量不轻。 上任后，刘锡五团结省委一班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及东北局的方针、政策，在发展国民经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然而，被人称作“东北虎”的高岗，为了实现自己的预谋，却视刘锡五为眼中钉，伺机要除掉刘锡五。 建国之初，国内工商业飞速发展，而一些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也再次显现出来。他们置国家法令于不顾，大肆进行贿赂、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骗取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仅就承办援朝志愿军的军用物资来讲，有的资本家用臭牛肉做军用罐头，有的用发霉的面粉做饼干，有的制造劣质青霉素和急救包，给志愿军战士的生命健康带来了极大危害，造成了不应有的牺牲。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为此气得直骂娘。与此同时，在国家机关内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也明显抬头，一些党的干部甚至堕落成为蜕化变质分子。针对这些情况，全国掀起了“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2月，吉林省委召开了由全省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参加的会议，与会人员层层检讨，各级首长带头“洗澡”，“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刘锡五在会上作总结说：“80％的同志手脚是干净的，10％是浪费（中间会有贪污），还有10％是贪污浪费、公私不分、假公济私，问题比较严重。大部分同志的检讨是接近事实的，极少数人的检讨与我们得到的材料不符。” 刘锡五的总结实事求是，与会者听了比较愉快。然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却认为刘锡五对吉林省的评价过高。他调工作组到吉林督战，下硬指标要吉林捉“大老虎”500个，“小老虎”2000个。 刘锡五在省委会议上针对高岗的做法谈了自己的意见：集中精力围剿有事实根据的“大老虎”是对的，但“对于若干问题，必须看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区别对待”。他的讲话再次惹恼了高岗。 高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大权在握，一言九鼎。于是，吉林省委被改组了，高岗撤销了刘锡五的省委书记之职。在1952年6月25日召开的省委扩大会上，刘锡五被迫作了检讨。之后，他彻底“靠边站”了。 刘锡五为人忠厚，并不知道高岗对他的打击迫害是蓄谋已久的。其实，早在1949年刘锡五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期间，高岗就到处鼓吹“东北特殊”、“无条件亲苏”等论调，并诬蔑谩骂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借以抬高自己。刘锡五感到不对头，就将有关情况向刘少奇作了汇报。高岗知道后，借故把刘锡五排挤出了东北局。此次利用“三反”、“五反”运动，高岗给刘锡五扣上了“反对东北局，有‘离心’思想”的帽子，撤销了刘锡五的职务。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1955年，高岗、饶漱石被开除党籍后，中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以此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杜绝党内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 这时，“靠边站”近3年的刘锡五被中央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与刘澜涛、萧华、王从吾、钱瑛4位副书记一起，协助董必武工作。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刘锡五非常兴奋，他加倍努力地工作。1966年骤起的规模更大的政治风暴袭来后，他再次失去了工作的机会。 1966年8月，康生为彻底搞垮刘少奇，下令在“彭罗陆杨”专案材料中塞入与刘少奇有关的“六十一人案”相关文件。1967年3月16日，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1936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履行“签字”手续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叛徒集团”，与薄一波同监坐牢的刘锡五也难逃厄运。 刘锡五被扫地出门，失去了人身自由。康生指使造反派对他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打击迫害。在批斗会上，面对造反派的百般摧残和折磨，刘锡五无所畏惧。一次，他从批斗会上回来后，满有信心地对老战友杨攸箴说：“不要看他们这样猖狂，他们长不了，要相信党。六十一人问题，总会有正确结论的。”
　　1969年3月，刘锡五被下放到吉林双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里环境十分恶劣。刘锡五患有多种疾病，但干校仍勒令他参加劳动，不许他用连队的草烧炕，下地干活连板凳也不让坐。等他爱人何真来双岗照料他时，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了。

　　1969年12月，刘锡五被转往位于河南长葛的中组部“五七”干校劳动。他的病越发严重了，大小便失禁，神志不清，常常分不清白天和黑夜。无奈中，何真用架子车拉着他到一个公社医院进行针疗。不料，第二次去治病时，医生说什么也不给他治了，说干校下了命令，不准给“叛徒”治疗。 后来，何真将他送往许昌一家医院，而医生却说：病太重，没法治。刘锡五再次被拒绝在医院门外。此后，何真多次要求干校安排车辆送丈夫去郑州治疗，但都被挡了回来。 又拖了一些时日，刘锡五才被送到郑州的一家医院。然而，医生根本不关心他这个病人，只开些降压药应付了事。看到这些，刘锡五终于明白了：有人在千方百计让他早死。他不怕死，但为自己看不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而深感遗憾。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一天傍晚，他抓住何真的手说：“我生是共产党员，死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党，将来六十一人的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死后，你要振作起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医生给他打了一针。次日，他丧失了说话能力。1970年2月28日，刘锡五在郑州告别人世，时年66岁。 在太平间，何真孤单地为他洗脸穿衣。他是“叛徒”身份，医院和干校自然不会派车送他去火葬场。刘锡五在吉林任省委书记时的一个下属这时在郑州工作，听说老书记死在医院无人过问的事情后，冒着风险，自己掏钱雇车将老书记送去火化。不久，刘锡五的骨灰被侄儿刘载忠抱回老家。

　　胡耀邦致词洗沉冤

　　1977年1月，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就先后收到了刘锡五的爱人何真、安子文的爱人刘竟雄、王其梅的爱人王先梅及薄一波的子女等人寄来的申诉材料，请求中央重新调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经过中组部近一年时间的艰苦调查取证，认定“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特大冤案。1978年12月16日，中央郑重为这一冤案平反昭雪。那么这一冤案是如何形成的呢？事情还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 1936年，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时，日寇已经侵占了华北，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刘少奇刚到北方局，急需一批得力干部开展工作，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的柯庆施向他建议：可以让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的同志履行敌人规定的“签字”手续，出狱为党工作，这样既可以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也可避免狱中同志遭到日寇和蒋介石的杀害。 刘少奇向中央请示，中央经过研究，并经张闻天批准，同意了北方局的请示。1936年7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接到北方局的指示后安排地下交通员孔祥祯，通过秘密渠道向狱中党支部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然而，这个指示却被狱中党支部拒绝了，他们怀疑这是敌人的圈套。他们决心粉碎敌人的阴谋，将来唱着《国际歌》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大门。过了些时日，孔祥祯见狱中的同志并没有出狱，就把柯庆施的信送给狱中党支部。柯庆施在信中说：是刘少奇让我给你们写信的。在这种情况下，狱中党支部才决定执行中央及北方局的指示，在敌人的《反共启事》上签字，分批出狱。 尽管这样，刘锡五和赵林等人对是否执行北方局的指示，仍然难下决心。虽说他表面上答应服从组织决定，但心里仍然七上八下，生怕中了敌人的奸计。为防万一，刘锡五要求先行出狱的同志出狱后迅速核实情况，如的确是北方局的指示，就给他送一只烧鸡来，不然他决不出狱。几天后，北方局派人给他送来了烧鸡。在这种情况下，刘锡五才和赵林等同志于1936年9月最后一批走出监狱大门。 胡耀邦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一沉冤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1979年1月上旬，河南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处处长刘德厚陪同中央有关人员到孟县寻找刘锡五的骨灰，以便尽早送归八宝山革命公墓。当听说刘锡五的坟墓被压在一个厂子下面时，刘德厚生气地说：“就是把厂子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刘书记的骨灰找到。”在知情人的帮助下，终于在一家化肥厂的围墙处找到了刘锡五的坟墓，遂将他的骨灰送往北京。

　　1979年1月25日上午，1200多人聚集在首都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刘锡五、胡锡奎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中这样评价了刘锡五的一生：“刘锡五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