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有时候“无理”得可爱。这边厢屡屡抱怨官员“只能上不能下”，那边厢又对主动要“下”者心生狐疑：咋能想下就下了？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深圳市旅游局局长池雄标因为“身体不允许从事繁重工作”主动提出提前退休之后，便掀起一场如此这般的舆论风波。

　　从道理上讲，做官从政当然不是“一入官门如卖身”，干累了不顺心了，辞职这份自由总还是有的。辞了职的官员，正如池雄标所言，不可能50多岁便无所事事，待在家里养老，“出来做事”也的确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君不见，60岁的退休总统克林顿先生，不是在马不停蹄地“出来做事”吗？因此，官员提前退休，只要是按照《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来办理，好像咱也没有说三道四的理由。

　　事实却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大洋彼岸官高如克林顿者，退休后可以周游列国搞银子。位高如施罗德者，可以从德国跑到瑞士做出版顾问；位显如格林斯潘者，退休后可以下海开咨询公司。我们倒是要为一位局级干部的退休生活忧心忡忡。

　　以笔者愚见，池前局长大可不必感到委屈，他所受到的舆论关照，与其说是针对他本人，莫如说是在当前官员利益瓜葛难以明辨的背景下，民众对于一个群体的关照。

　　逻辑上，退休前的池雄标是“在其位谋其政”的国家公务员，是“官”。辞职后的池雄标便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老百姓，是“民”。只要手续一办，其角色转换旋即完成。但舆论对于其提前退休原因的多版本猜测，对其退休后会否下海的传言，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角色转换并不如想像中那么简单。

　　“提前退”局长可不可以下海？从人身自由的角度，当然可以。但在当前情况下，要让退休的官员堂堂正正地走向“海边”，不仅仅需要“自身正”的前提，还需要具备三个“充要条件”。

　　对于官员辞职，提前退休，老百姓能担忧什么？细想想，不过有三：其一，突然辞职理由是否正当，是不是“捞了”之后以退换“安全”？其二，辞职时有没有突击积累资本？其三，是否给辞职后的下海留下了“权力期权”？只有从制度上消除这些疑问，官员辞职下海、退休经商的事情才能正常化。那么，此三点条件真的难以逾越吗？

　　天下政事有难易乎？无他，公开，则无难事矣。这三个“充要”条件，恰恰对应折射了我们三项制度的重大欠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官员离任审计制度、官员离职监督制度。

　　官员财产公开，提出已久，久未落地。前有“北京某区林业局副局长家财四千万”的触目，后有“歹徒寄希望劫取县委书记一千万”的惊心，搞得大家对于为官一任，究竟可以攒钱多少，谁也没了谱。

　　离任审计也成问题。带着“病”升职，带着问题退休衍生出来的荒唐事屡屡出现，让越来越多的舆论，夹枪带棒地打着成船成船的官。

　　离职监督是监督官员是否握有“权力期权”。一些官员在位时为某企业或个人谋利，广结善缘而不图即时利益，等从岗位上退下后坐享“反哺”。此问题暴露已久，治理的办法却总显出鞭长莫及。

　　曾看过新华社公布的一组前几年的数字，2000年到2003年三年半时间里，全国各地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下海，并且呈逐年增加趋势。可见，如池雄标一般身陷离职漩涡中的大有人在，却是几多活该，几多冤枉而无奈。江苏、浙江等地出现过地方性的规定，比如“提前退干部不得在原工作领域里经商”、“3年内向组织汇报商业活动”等，却多显出地域性规定带来的力不能逮。

　　随着越来越多辞职干部的出现，这些规定亟须梳理并在各地推广开来。这不仅是对于民意的“利民”回应，更是保障官员正常权利的“利官”之举。表面上看，落实这些举措困难重重，且“有损”官员利益，但以长期的眼光来看，却是中国民主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