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公共舆论是社会进步的支点
记者:我觉得你们很有意思,一般的规律是平面媒体先动,到了一定火候,你们才有可能介入。但这个案件,平面媒体一开始都不敢介入,主要是你们在打头阵。
赵华:我们这一块对奥美定一直在关注,几年前《南方周末》做过两次报道,我有印象。后来陆陆续续也接到消费者的电话,但介绍的情况都很简单,不能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有一天浦律师跟我打电话,说有一个受害者在这。我就过去了,见到了一位姓刘的受害者。我觉得她很适合上电视,第一表达力强,第二她的受害特征明显,半边脸基本上坏死了。我在仔细研究材料后报了选题。台领导很快就批下来。
前期主要是电话采访。我问她们当时是怎么做手术的,她们讲的一个情节特有意思,一进富华医院,就看到两张大告示,一张是国家药监局的批文,一张是保险公司的担保合同。就是说这事已经有国家权威机构担保和保险公司担保,不会有风险。那些女孩子心理上的警戒就先解除了,就跟富华签协议,顶多讨价还价,能不能打个八折、七折?很显然,没那两张招牌,不会有那么多女孩子轻易上当。
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就觉得这个素材特别适合调查,它有金钱、有法律,有欺诈、有内幕,多种复杂的元素,很戏剧,当然也很悲剧。
我们在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前期调查后,摄制组到了深圳富华美容医院。我们的女编导范铭装成来隆胸的,甚至让人家捏一捏,然后问是不是合适做手术,人家说你很合适。我们的编导装得很像,人家完全解除了警惕,我们就把一些场景拍到了。
记者:这种题材风险成本是比较高的。
赵华:对这我们有充分估计,所以我们的节目是在很冷静的状态下完成的。所有细节都经过反复琢磨,都有可靠证据。我们还专门请了两个律师、一个医学博士来看片,从法律上推敲每一句台词。最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让各方面的人都在镜头前说话。
记者: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么大量的采访不可能完全保密。那么你们在做这个节目以及可能播这个节目,人家就事先已经知道,相应的游说、公关就都展开了。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赵华:播出的前两天,他们的公关就到了。但我们的主管领导很好,认为我们的立场是中立的,经得起考验,坚持播出。播出之后,富华更恼火,因为还有重播,他们就要把重播拦下来,想了很多招数,这里我就不说那么具体了。那两天观众的电话都打爆了,谁来的电话,什么时间来的电话,电话里讲些什么,每一条我们都做了记录。
国家药监局的反响特别好。刚播出,国家药监局法规司的张冀湘副司长就来电话,说明天我要去你们那里了解情况。果然第二天他就来了,说感谢媒体对国家药监局的监督,国家药监局没有自己的利益,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是我们的最高利益,这点我们与媒体是一致的。他是代表新上任的国家药监局局长邵明立来跟我们谈,很诚恳。国家药监局后来还跟我们做了几次座谈,征求处理意见。我们把受害者名单和其他相关材料都给了国家药监局,请他们去质证。
其实在此以前,国家药监局就论证过这个事。2005年6月,他们就打算停掉奥美定,但因为内部有分歧,没停下来。
这次播出之后,药监局又开了一个听证会,请一些专家讨论,到底该不该停?与此同时,富华也在那座楼里开新闻发布会,调子跟国家药监局针锋相对。后来富华写了很多上告信,说我们的节目严重失实,影响稳定,如果不处理这个节目,就要天下大乱。
这个事能曝光,卓老师、浦律师,他们的推动当然非常重要,但我认为线人提供证据,受害者持续不断的投诉,这些更重要。媒体的职业良知也举足轻重。否则,如果我没有责任感,这个事我报不报题都无所谓,因为我们遇到的事情太多了,说实在话,很容易良知疲劳,很容易松懈。只要一松懈,这个题材就从手中漏掉了。当然,我们这个团队,负责调查的记者组人员,职业精神非常好。
再次,我觉得社会的健康力量需要彼此呼应。国家药监局最后叫停奥美定,与多种声音互动是有很大关系的,包括受害者的联名起诉,浦律师的几次法庭激辩,电视与平面媒体的互动,形成了一种舆论场。应该说国家药监局有很多官员能正视问题,但如果没有外部压力,恐怕也很难突破。
记者:没有外部压力,某些职能部门就可能关起门来自己玩,这时秋菊再怎么告状都没用。
赵华:这种情况我想也不少见。有些投诉材料怎么送上去,还会怎么转回来,无非公文旅行而已。其实投诉者反映的问题,主要得靠它的内部体系来处理,在内部消化解决。但有些部门有时候不做应该做的事,很令人悲哀。
记者:这种情况下,媒体的介入往往是一个拐点。媒体介入的主要作用,就是把整个事件变成公共事件。而一旦变成公共事件,进入公众视野,整个事件的进程就完全不一样。原来秋菊走到哪都是坎,就像遇到橡皮墙,怎么都推不动,但变成公共事件就不一样了。
赵华:其实媒体也只是媒体,不可能包打天下。我们也经常有困惑的时候。有些事件一方面没有进入媒体视野;一方面或者报不出来,或者报出来也没有结果。像这次奥美定的叫停,应该是多种社会力量合力的结果。当然,媒体的力量不容忽视,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很多事情是可以改变的。
滕彪:需要重建社会安全机制
记者:香港一家媒体把奥美定事件称作“新南京大屠杀”,因为受者者刚好也有可能高达30万。在你看来,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
滕彪:奥美定泛滥成灾,根子在违规审批,而其他机制对违规审批造成的严重后果,起初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作用、纠错作用,反而不断放大其恶果。就好比破堤,如果辅助性的拦截机制起作用,哪怕只有一次起作用,破堤的社会危害都会减少一些。但在奥美定的泛滥中,我们看不到一次成功的拦截,媒体被摆平,受害者被监控,专家被威胁甚至被买通,几乎所有拦截机制都失效了,几乎所有救援机制都没能为受害者提供应有的救济。只要有一个环节纠错,就不会有今天这些事。
记者:但奥美定终究还是输了,说明我们仍有理由乐观?
滕彪:我们当然应该乐观。如果说奥美定的泛滥是体制的综合性弊端造成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奥美定的倒掉也是各种健康力量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受害者的不屈抗争,浦律师的勇敢介入,《新闻调查》的盘根问底,这中间缺了哪个环节,都不可能打败富华。但结果是哪个环节都不缺。而且这并非刻意的安排,而是不谋而合、水到渠成。这看似偶然,实际上也昭示着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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