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谈到东西方文化时曾指出，即使在现代化的压力之下，东方文化中基本的价值观也必须保留：例如，我们仍然应当强调照顾和教育子女的责任，教导子女孝顺，对家人和朋友忠诚，节俭谦虚，以努力向学、勤奋工作的精神成为“士大夫”，长大后更要成为君子。新加坡独立40多年，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崛起为令人钦佩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接受英语文化却传承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究其根源，坚持不懈推行公民道德教育可谓功不可没。

　　新加坡国会通过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辅助，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勇敢宽容”作为新加坡国民共同价值观念体系的基础。这些价值观和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有着紧密联系。新加坡立国之初，国民中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他们信仰的宗教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在这样复杂的种族宗教背景下，新加坡着力培养国民对“我是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强调国家至上、种族和谐。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的道德教育目标是培养做好公民、建立和谐社会。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新加坡不断融入国际社会，新加坡德育目标又转向重振传统文化、弘扬东方美德、抗拒西方颓废思想的侵蚀。

　　新加坡坚持倡导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东方价值观，对传统的“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赋予了现代意义：所谓“忠”，就是爱国，忠于国家，旨在把国民培养成为具有强烈凝聚力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孝”就是要孝敬父母、尊老敬贤；“仁”与“爱”则是主张国民要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要关心他人；“礼”和“义”，是要讲究礼貌和礼节，对外国人不要卑躬屈膝，对同胞应一视同仁；“廉”指为官的德行，要求新加坡的官员树立为国、为民众服务的思想，并且在一整套严密的反腐化制度监督下、在“自律”与“他律”的共同约束下，廉洁奉公；“耻”就是指人们的羞耻之心，号召国民堂堂正正做人，为社会进步、富国强民做贡献。

　　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并非简单说教。一方面，道德教育从小抓起，注重实践。政府颁布了详细的思想政治教育大纲，从小学到大学，课程循序渐进。不同年级的具体要求各不相同：低年级偏重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而高年级则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学校经常组织各类课外实践活动，如要求学生自己动手打扫卫生，清洗厕所。新加坡政府还经常在社会上举办“忠诚周”、“礼貌周”等活动，培养和强化公民与人为善、互助友爱的良好品德。

　　另一方面，新加坡出台了完备严峻的法律法规，强制人们遵守必要的道德规范。比如一旦被发现乱丢垃圾，违者除了要课以20至1000新元（1新元约合0．56美元）的罚款外，还可能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黄马甲，参加扫大街的强制劳动。随地吐痰、乱丢垃圾、擅闯红灯，对某一个个人来讲，可能不算什么大事。但假如人人不守规矩，按自我意志行事，社会就会陷入混乱。新加坡政府认为，这些“小事”关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一旦道德体系崩溃，其他就无从谈起，经济的发展也就偏离了本义。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构筑文明的和谐社会，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须臾不能放松社会道德的净化，不能离开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