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监狱为两百死囚写过遗书

　　核心提示

　　2000年曾风靡全国的《死囚档案》，至今在书市和读者中拥有较高的知名度。昨日，该书的作者欢镜听，为即将再版的《新死囚档案》（暂定名）所添加的15万字手稿杀青之时，记者在江津市一居民楼里采访这位文艺界的传奇人物，记录了他的传奇故事。

　　从车站挑夫到富贾，只有高中文化、有过阶下囚经历破格成为文艺干部的他，在一年之内出版了6部作品，创下我市文艺界的高产记录。“让我跌倒后不仅爬起来，而且站得更稳，都应归功于生命中一年半的囚禁历程。”欢镜听说。

　　挑夫成作协会员

　　19岁完成人生第一次飞跃

　　欢镜听1965年12月降生于永川一农家。从小，他的人生都很坎坷。

　　白天胸前挂着一个打了补丁的布书包，身后背着猪草背篓，夜晚腰间夹着书本，肩挑箩筐到江津火车站捡煤炭花，其间常常通宵达旦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倚着一根电线杆，借助上面昏黄的路灯看书——欢镜听就这样度过了童年。

　　缺了一条胳膊，在站台边开书店的大伯成了欢镜听走进文学殿堂的领路人。13岁那年，他站在大伯面前慎重表态：“将来我要当作家。”

　　14岁，欢镜听在火车站当起了挑夫，16岁，他进入当地一家建筑工地打小工。空闲之余，他开始将小诗、短文等用铁钉“写”到砖块上。17岁生日那天，他鼓足勇气，以“啼鸣鸟”的笔名将自己写在作业本上的处女作《滚》，投向了《几江文艺月报》。由于自己的辛勤耕耘，欢镜听19岁加入重庆市作协，成为本市最年轻的作协会员；21岁，他成为四川省作协会员。

　　商海失足成囚犯

　　人生遭遇剧烈颠簸

　　正当文学创作走向高峰时，欢镜听突然隐身而退，开始在商海遨游。

　　24岁，身兼当地某集团公司下属商贸公司总经理和两家工厂厂长的欢镜听找到了感情的归宿，并在26岁与心仪的姑娘结成眷属。

　　然而好景不长。30岁那年，欢镜听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因为4万元的账目出现问题，他被单位告上法院。1996年10月15日，31岁的欢镜听以侵占财产罪被判入狱。从此，他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囚犯生活。

　　为死囚写遗书

　　第一次感觉是头皮发麻

　　入狱不久，欢镜听担任了专门负责监区安全的犯人后勤组长。1997年7月的一天，欢镜听正在工作时，突然接到管教“为死囚写遗书”的指令。“我第一感觉是头皮发麻，继而就是充斥在每个细胞中的害怕。”磨磨蹭蹭的他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踏进了死囚室。“没想到，我从此成了监区中专司死囚遗书的代书人。”

　　他与死囚之间仅隔着一床被盖的距离。因为害怕，欢镜听不敢说话，甚至没有勇气抬头面对只有19岁、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死刑的死囚艾强，只一个劲用钢笔在纸上涂画。“太害怕了，稿笺纸都被钢笔划烂了好几张。”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欢镜听说，自己的举止逗得快要上刑场的艾强禁不住取笑：“哥子，明天要杀头的又不是你，啷个害怕成这样子哟。”

　　死囚人性的善良

　　深深震撼了他的灵魂

　　欢镜听在服刑期间为近200名死囚写过遗书。“在记忆中一直震撼我灵魂的，是偷钱资助贫困女大学生的小偷王一。”

　　王一是永川黄花山至城区路线的“丁冬”（小偷）。1990年，他因为“光顾”了穷得身上只有5毛钱的女大学生珍珍，心生怜悯并触发侠义“壮举”。当晚，他在一火锅店用刀向服务员“借”了50元钱邮寄给珍珍，并在信封上歪歪斜斜地写了“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妈老汉太苦了”的叮嘱之言。可是他第二次无意在车上再次与珍珍相逢，并将当天所得全部悄悄放进她的衣兜时，珍珍的一声“抓偷儿”却让王一惹来乘客的毒打，并让他改行吃了“血饭”（盗窃、抢劫），最终一步步走向不归路。

　　“王一临刑前没有一丝害怕和悔恨，反而还念叨珍珍‘不知道她现在的生活如何，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穷？’”欢镜听说，听完王一的故事，自己的眼眶禁不住湿润了。“这让我看到，即使是最凶恶的坏人，在合适场景或特定的氛围里，也会展现出人性善良、多情的一面。”欢镜听称，与死囚的接触和一年半的监狱生活，让自己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出狱后，我面对自己认定的事情，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精神。除了荣辱不惊外，更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最大限度的宽容和理解。”

　　把讥讽当鞭策

　　一年中出版6部作品

　　由于在狱中表现出色，欢镜听的两年有期徒刑被减成了一年半时间。“1998年4月5日，我告别狱友走向了新生。”

　　1995年，欢镜听入狱之前，他的家庭解散了。“跨出监狱大门我就发誓，要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他不顾往日朋友的讥讽，将别人的挖苦当作鞭策，整整20天闭门不出，一边靠稀饭咸菜度日，一边开始写死囚的故事。

　　经过他28天的不停创作，长达21万字的《死囚档案》出炉了。虽然仓促完工，该书既无自序也无后记，但它的问世仍获得了读者的喜爱。本报以及成都、湖南、江浙和沿海的媒体纷纷及时进行连载。欢镜听的名字从此在《死囚档案》所到之处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

　　2004年，他的《死囚档案》一举夺得第二届重庆市文学创作奖。随后，他的长篇纪实小说《官匪县太爷》、长篇小说《秘经商妇》等6部作品陆续在一年之内完成创作并出版。欢镜因此听成为本市的高产作家。2004年，他被江津市文化馆特招，成为公职文艺干部。

　　“待人诚实，处世厚道，目标明晰，坚韧重情义。”欢镜听20余年的挚友、政协江津市委员会秘书长吕平如是评价他。吕平讲述了一段欢镜听与忘年交——原江津市教委主任夏东宁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获知夏东宁因肝癌不久于人世，刚出监狱经济拮据的欢镜听不顾老板开除的决定，当即从广州飞回重庆。见面时，已病得无法动弹的夏东宁居然激动地从病床上一跃而起，与满身风尘的欢镜听紧紧拥抱。“老板的辞退决定虽没改变，但被他的重情重义感动，发给了他当月的全部工资。”

　　纪念作品改名换姓

　　成为中国“欢”姓第一人

　　欢镜听原名叫温亚明，而且原名一直伴随他走过了37个春秋。2003年，为了纪念《死囚档案》，他毅然将本是笔名的欢镜听代替了自己的原名，并最终通过派出所完成了更名手续。从此，中国的百家姓中增添了“欢”字新姓。（文中死囚以及珍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