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想象得出，马加爵杀人之前是怎样的绝望。”在北京一所师范院校就读的大一新生张凯说。

　　张凯来自山西省晋城泽州县泊村，父母都是农民。这一年他的学费来自全家亲戚的东拼西凑，小他3岁的妹妹因而被迫中途辍学。这所师范院校今年的学费为5000元，加上其他费用，张凯在交纳了将近7000元后得以入学。

　　张凯只是大学校园里贫困生群体中的普通一例。据权威统计，目前全国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已近30%，特困生比例为10%～15%，贫困生人数将近300万，绝大多数来自农村。

　　“我如何努力也无法融入”

　　采访贫困生的过程并不顺利。有的人婉拒了，有的干脆态度冰冷地突然挂掉电话，在记者拿捏语气刚刚表明采访意图的时候，另一些贫困大学生却是心态开放而友好地接受了采访。来自内蒙古的赵杰说，“我们缺少的正是一个倾诉的渠道。”

　　“中学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城市。周围同学的生活方式刺激了我，他们家里的条件好像都不错，这从他们花钱的样子就能看出。”就像马加爵一样，那种隐而不发的沉重感从中学时代就伴随着很多来自农村的贫困生。

　　卢林生于福建一个普通农家，父母靠卖水果维持生计并供养他读书。“赚钱很难，有时候荔枝只卖到三四毛钱一斤。”卢林说，高中时代他一直深感自卑，“我不愿意告诉别人自己是农民。有段时间，我甚至仇视我的家庭。”卢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二年级学生。

　　贫困生在进入大学前就普遍背负着深重的压力，考上大学是他们认为可以改变生活的惟一方式。“第一年没考上，心里特别难过。家里砸锅卖铁供我读书，感觉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我选择了复读。”张凯当时所在的中学是重点中学，但他最后去了一所教学质量非常一般的民办学校复读。“他们答应免掉我全部的学费。”那一年，张凯憋足劲，最终考到北京。

　　“报考师范，当然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学费相对低，而且补助也稍微高点。”一位来自山东的学生说。有调查表明，经济资源的匮乏直接影响了农村考生报考志愿的取向。“热门专业、名牌院校的分数和学费往往高于一般学校和专业。冷门专业和院校，像农林师范类院校，不仅有学校的各项补助而且还有降分的优惠。相对前者，后者对农村考生的吸引力更大。”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农村考生被迫放弃他们曾经的梦想。“我其实并不想当老师，一直想学计算机，理想中的学校是清华或者北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我不能只为自己考虑。”

　　更致命的沉重感出现在进入大学之后，首先来自于经济上的窘迫。根据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所做的调查，北京高校中，月生活费不足200元的大学生可视为贫困大学生，不足100元的为特困生。按照这一标准，贫困生目前占北京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以上。

　　调查同时发现，七成以上的贫困生认为受影响最大的是日常生活，如吃饭问题，为节约伙食费，一天只吃两顿或饥一顿饱一顿的现象很普遍。一位在西安读书的学生在电话里说，她曾经在洗澡的时候晕倒过两次，医院说是严重营养不良。

　　“大家相约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我总说没时间。这种集体活动我几乎都不怎么参加，孤独感是有的，但我又能怎么样呢？”来自内蒙古的赵杰已经是研究生二年级了，她常常觉得心头的负担几乎就要超过自己忍受的极限，“我要为父母还那些欠下的债，还要供弟弟和妹妹读书。这个家里惟一能依靠的人就是我。”

　　为了解决困境，贫困生们常常为增加收入而在课余奔波。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同学，都在外面做家教，有的还同时兼做3份。

　　贫富差距在宿舍这个小环境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来自福建的卢林就将其宿舍的7个人划分为四个阶层：实现小康生活的(两位同学的父亲都是老板)，温饱向小康迈进的(三位同学来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一位同学来自条件还过得去的农村家庭)，而他自己则是“在饥饿和温饱线上挣扎的人”。

　　城市生活也给贫困生以冲击。贫困大学生多数来自农村，他们进入大学首先要接受的是城市社会化过程。但城市本身和城市学生给了他们疏离感。“没钱我可以通过家教来补。但农村和城市巨大的文化差异，始终让我感到孤独。我如何用力也无法融入。”一位农村学生真诚地对记者说。

　　他们因此对自己天然的不足感到“羞怯”。“刚到北京时，看到这么多高楼、博物馆、立交桥和地铁都很激动。但新奇感一过，就发现有些东西你无法享用，因为你没钱。有的东西则是因为你并不拥有这方面的素质。”

　　正如一位农村学生所言，“对我们农村人来说，城市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我们是在从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往高处走。这个过程中我常常能感到自己的不足，比如你的普通话讲不好，不懂音乐和计算机，没有那么多见识。这些‘短’常常在折磨着我。我无法自信起来”。

　　但不是贫困大学生都有心理困境。广州某高校的张梅说：“我来自粤东山区，父母都在农村。贫困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与同学们处得也很好。这可能跟我性格有关吧！”

　　宽容些，友善些

　　教育学者杨东平认为，“贫困大学生群体”这一概念出现的标志性时间是1998年。当年中国高校招生收费全面并轨，免费上大学成为历史。次年5月，国家教育部宣布扩大高校招生规模。这直接带来了高校贫困生的大规模增加。

　　自80年代以来日渐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也无可避免地体现在校园里。一位89级大学生回忆，他当时读书时并未感到有多少经济方面的差距，在94级大学生应峻眼里，虽然自己来自农村家庭，但求学期间花费上并不感觉特别紧张。他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来自城市。当时经济差距无非是“吃小炒”和“普通灶”的区别。

　　时间流转到1990年代后期，校园风景变得化很大：有人开着私家车上课，有人却仅靠两个馒头度日。而校园里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的隔阂也更多地显现出来。

　　“我们寝室6个人一间公寓，条件很不错了，可是有1个是乡下的，他可把我们害苦了。以下几点就是我们对农村学生的认识：脏——不讲卫生可以一个星期只洗一次澡(这里可是湖南)；土——衣服土得要死，还净是些地摊货。只晓得穿烂得稀烂的西装，还打领带，要多土就有多土；爱占小便宜——无论买什么都斤斤计较，任何东西能省则省；没公共道德——我们看书的时候跟老乡大声喧哗，上厕所不冲水；路痴——上街从不知道路的，人又憨，买的东西都是笸箩货(假冒伪劣产品)；学习一般——也不比我们好。”

　　这则短文最先流传于某校园网。它引发了数以百计的跟贴和声讨。有人认为，其残酷就在于，直言不讳地捅破了横亘在城乡学生之间那层心照不宣的心理隔膜。

　　心理学者感慨，我们缺乏对贫困大学生处于真正理解之上的“关注”。“他们的问题不是自己造就的。我们是否给了他们多一点的理解呢？”对于贫困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许燕如此评价，许燕长期致力于贫困大学生心理专题研究。

　　许燕认为，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因为他们承受的变化更多。这些变化来自四个方面：环境不适应，农村和城市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农村学生对很多现代化的东西，譬如手机、电脑甚至饭卡，都不会用；学习不适应，在当地学校出类拔萃，但到了大学，渐渐失去优势，面临重新定位。农村教育多是“死读书”，而大学强调素质教育，一些贫困生在学习方法上一时难以转变；文化不适应，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理论叫“文化自我中心论”，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很多习惯，包括卫生习惯、生活习惯等都与城市文化规则格格不入；心理不适应，很多贫困大学生有不平衡心理，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抱怨，对其他同学有所排斥。他们表面上显得自强，甚至很自负，但事实上内心脆弱而自卑。

　　这些种种适应都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则取决于个人性格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一部分人由于改变和适应没有很快得到理想回报，就变得十分消极，不再试图改变自己。

　　心理学研究认为，越是感觉到不足的地方就越容易敏感。虽然这些不足并非其个人造就。张凯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因为普通话说得不好，有时候就不敢开口说话。“常常有人笑，我越来越不愿意说话，性格好像更内向了。”

　　在此种情况下，外界环境是否宽容友善就显得格外重要。以马加爵为例，心理学者分析认为，其心理根源就在于他在各方面感觉地位都比较低，常常出现在被选择的位置上。在这样的心理境况中性格自然不会开朗，越自闭就越没有朋友，终成恶性循环。

　　鼓励他们心理自立

　　来自福建的卢林说，他大学期间最痛苦的经历是去年的一个晚上，宿舍几个人表决商量“要不要让他搬出宿舍”。原因是他无法和他们讨论一些“时尚”话题，也没有钱去参加他们集体的出游，因此被定性为“不合群”。“他们商量到凌晨两点，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屈辱。”卢林最终调换了宿舍。

　　宁夏大学近日对在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令人震撼：73.27%的贫困生对生活状况不满意，64.51%的贫困生体会不到生活的幸福��52.53%的贫困生存在抑郁状态或抑郁倾向。

　　如此的心理暗流在大学校园里四处涌动却无宣泄之处。“我想象不出在陌生的环境中如何向陌生人说自己的事”，内蒙古的赵杰说她从来没有想过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虽然她所在的北师大在心理咨询方面有颇好的口碑。赵杰说，压力实在太大的时候她更习惯找几个好朋友说说。

　　男生则连找人倾诉的习惯都没有，他们绝大多数选择了“自己熬过去”。“我常常感叹北京之大，却找不到一个能大喊一声的地方。难受的时候，我就去操场跑步，一圈接着一圈。”来自山西的张凯说话时有点委屈。

　　在马加爵事件发生后，云南、上海各高校开始为入校新生建立心理档案。大学生心理问题在马加爵事件后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心理学教授许燕认为，此举绝对是必要的。她认为，对于贫困生而言，与经济自立相比，心理自立更为迫切。1998年，许燕曾对30个贫困大学生进行了跟踪4年的心理咨询实验。4年后，其中一半学生被保送或考上研究生，他们的性格多数变得开朗而自信——入学时，这些人曾被认定为有严重心理疾病。

　　许燕认为，心理咨询目前所以没有被学生广泛接受，一是因为尚未适应，二是因为目前提供心理咨询的人员不够专业化。

　　另一种全新的救助尝试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2002年，福特基金投入200万美元用于“提高高校贫困生能力”项目。据悉这是福特基金目前对中国教育项目提供的最大一笔资助。

　　“在做项目之前我们走访了西南8所学校，就是想搞清楚贫困生他们最需要什么。原来传统的方式就是给钱，决策的过程也是由校方决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倾听学生的声音。”该项目负责人郝冰女士对记者说。

　　在调查中，工作人员就发现校方和学生存在分歧。“一开始，校方管理者认为，我们就是缺钱，给我们钱买硬件让学生用就行了。但学生们在做问卷时，却认为自卑和孤独自闭是他们最难解的心理问题。”有学生就说，穷，我们可以少吃一点，但心里的苦想什么办法也排解不了。福特基金调研发现，提高贫困生的能力是解决其心理问题最好的方式。与以往单纯“奖、贷、助、补、免”等直接经济资助手段不同，福特项目通过组织培训、心理咨询、创办社团等方式，使贫困生在个人技能，沟通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方面得以全面提高。

　　在项目原则的鼓励下，西南8所高校为贫困生专门建立了计算机室、免费英语和普通话培训及各种社团组织等。教育部有关人士也表示，福特项目以提高贫困生个人能力为目标的资助手段值得社会借鉴。

　　贫困大学生问题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结构性问题，采访中各界人士均表示，简单地靠开“心灵鸡汤”和小范围的能力资助作用相当有限，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要靠来自政府的制度安排。一直专注于教育公平研究的学者杨东平就认为，最迫切和彻底的方法，一是降低高校学费标准，使其不要超过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二是建立完善的助学贷款制度。(本文涉及的所有贫困生均为化名)（闵家桥）